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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末以至三国，是中国史上（汉族）内战最激烈的一个时代。在内战中，肝脑涂地者，当然为当时的农民，但亦有少数民族参加。早在汉末的大混战中，少数民族的军队，即出现于内战的战场，从史籍上可以看出当时的豪族，竞引少数民族，进行内战。如袁术之勾结匈奴于夫罗，袁尚之托庇乌桓，袁熙之投依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等。特别是刘备，他的起家部队，就有乌丸杂胡。
降至三国，魏、蜀、吴鼎立而峙，仍各引少数民族，以相拒抗。所谓“疆场之戎，一彼一此”，即指此而言。
史载当时魏国曾引羌胡以拒蜀。《晋书·江统传》引《徙戎论》云：“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
按魏徙氐、羌御蜀，系从邓艾之议。《魏书·邓艾传》载：艾上书云：“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
魏国的统治者接受了邓艾的建议，故邓艾伐蜀，即有羌胡兵马五千余人从征。《晋书·段灼传》载灼上武帝书云：
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
其在蜀国，刘璋时代，即有“叟兵”。《蜀书·刘璋传》：
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
按所谓“叟兵”，即越嶲夷兵。《蜀书·张嶷传》云：“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由此可知越嶲夷，又称叟夷。而叟兵，即越嶲夷兵也。唯刘备时，此种叟兵是否继续存在，史无所载。但据《张嶷传》载，嶷为越嶲太守，“诱以恩信，蛮夷皆服”。“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可能征发夷人以供兵役。
蜀国之有无叟兵，留以待考。唯在夷陵战役中，则确有蛮兵参加。《蜀书·刘备传》云：
（章武二年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很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
同书卷九《马良传》亦云：
先生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
此外，蜀国亦有氐羌之军，如蜀之名将马超、姜维，余疑皆是羌人。按马超为马腾之子。史载马腾之父“与羌错居”，其母且为“羌女”[1]。马超是否为羌女所生，史无所载；但有羌人血液，则为事实。又超在入蜀以前，曾“走保诸戎”，“甚得羌胡心”[2]，其与羌人有密切关系，又可断言。其后超率以投依刘备的军队之为羌兵，更为事实。
至于姜维是否为羌人，史籍亦无明证；但曾诱致羌胡以拒魏，则见于史乘。《蜀书·姜维传》谓：“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
吴国割据江南，亦尝捕捉山越，以充精锐。《吴书·陆逊传》云：
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作为内应。权遣逊讨栈。……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为补户，得精卒数万人。
又《吴书·陈表传》云：
嘉禾三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讨平山越，以表领新安都尉，与恪参势。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
吴国不但有山越之兵，且有山越之将，如祖郎、随春，皆系山越之酋，因战败而被俘者，以后皆为吴国判将。《孙辅传》云：“（辅）又从（孙）策讨陵阳，生得祖郎等。”同书《吕范传》云：“又从攻祖郎于陵阳。”又《孙辅传》注引《江表传》云：“策自率将士讨郎，生获之。……署门下贼曹。”
关于随春，《吴书·吕岱传》有如此之记载：
（嘉禾）四年，庐陵贼李桓、路合、会稽东治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一时并起。权复诏岱督刘篡、唐咨等分部讨击。春即时首降，岱拜春为偏将军，使领其众，遂为刘将。桓厉等皆见斩获，传首诣都。
以上所述，乃三国时的情形。降至西晋，依然如此。晋武帝之平吴，就准备用匈奴刘渊做统帅[3]。此事虽未实现，但在平吴战争中，仍然有匈奴的骑兵出现。《晋书·匈奴传》云，“武帝时，有骑督纂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由此可知，借少数民族之力以进行内战，是中国统治阶级传统的故智，自古如此，于今为甚。
（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0日《史地周刊》第一期）
注解：
[1] 《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注引《典略》。
[2] 《三国志·蜀书·马超传》。
[3] 《晋书·刘元海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