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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面临选择首相的难题。霍恩洛厄侯爵的立场与做事方式与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大致相似，但他也会遭遇同样的考验。然而，人们更希望新任首相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一位长者；其次，新首相需要比一位普通将军更自信、更有资格面对俾斯麦。
霍恩洛厄侯爵
从政治角度讲，人们通常认为一位政治家必须清楚自己应该怎样效仿俾斯麦，防止俾斯麦受到指责和攻击。这种指责和攻击在政府官员中引发了明显的紧张和不满情绪，其中大部分人从俾斯麦执政时期开始工作，他们的不满情绪不仅影响了整个政府的工作系统，还以一种危险方式增强了帝国国会的反对派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以前对政府忠心耿耿的一批人。在外交部，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精神被认为是“原先的、经久不衰的俾斯麦式的传统”的代表，并开始发挥作用，导致外交部不愿与皇帝合作的情绪不断高涨，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有必要独立执行俾斯麦的政策。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任命霍恩洛厄侯爵为首相。霍恩洛厄侯爵当时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行政长官。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作为巴伐利亚的外交使节，他成功使巴伐利亚站在了普鲁士这边。因为他对帝国一直忠心耿耿，所以从那时起，他得到了俾斯麦的高度赞扬。我希望俾斯麦的反对派面对这样一位继任者时可以稍微友善一些。因此，选择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俾斯麦以及受他影响的公众舆论等因素。
霍恩洛厄侯爵属于典型的传统大庄园领主，他天生温文尔雅，心思细腻，说话幽默风趣，有时会流露出略带戏谑的讽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冷静理性的观察者和评判者。虽然他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很投缘，皇后和我都称他叔叔，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而且由于这两层关系，我们都信任对方。他和我谈话时，尤其是谈论他对官员任命的意见时，常常结合自己客观的观察，仔细分析候选人的特点，这一点证明他对人生和人性都有深入的思考，也说明他从丰富的阅历中获得了成熟与智慧。
在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的第一个任期，发生了一件关于法国和俄国关系的趣事，德意志帝国从中受到了启示。法国和俄国结盟时，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部和驻巴黎大使馆收到可靠情报，称法国计划从阿尔及利亚调遣一部分军队回到法国南部，试图对抗意大利或阿尔萨斯。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并称我不得不采取针对措施，除非他能劝阻法国不要进行这种挑衅行为。
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亚历山德拉
第1节 外交辩论
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曾任维也纳大使，因亲法倾向出名。1895年夏，洛巴诺夫访问法国，并受到了法国的热情接待。1895年秋，我在胡贝图斯托克靠近埃伯斯瓦尔德的绍尔夫海德生态区打猎。洛巴诺夫从巴黎返回，我接见了他。我们一见面，他就向我描述了巴黎人的冷静和睿智，试图平复我因前面提到的军事行动引起的恐慌情绪。在他看来，那些只是谣言，他告诉我他有可靠情报，我不需要担心。我真心感谢他，并告诉他德意志帝国军官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担心这样的词汇。我说如果法国和俄国希望开战，我不会退缩。
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
于是，洛巴诺夫虔诚地望着天空，双手合十祷告说：“哦，战争！多么荒唐！谁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能有战争。”我说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战争，但旁观者肯定会将那些庆祝活动、演讲以及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会晤视为不可忽略的战争信号，这些都会引起德意志帝国的不满。发动战争有悖我的意愿和我的人民的意愿，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军队以及人民，德意志帝国也一定可以成功应对这两个对手。我说这话时，洛巴诺夫依然目光犀利，其实他不必如此戒备。
随后，我又补充了一些话。这些话是一名俄国官员作为军官代表团的成员从巴黎带回来的，他的一名法国伙伴曾问他俄国人是否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德意志人，这位英俊的斯拉夫人回答道：“哦，不，我的朋友，我们会被彻底击败，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共和政体。”
起初，洛巴诺夫一直静静地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随后，他耸耸肩膀，说道：“战争，我们最好想都不要想它。”那位俄国官员说出了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回想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圣彼得堡的经历，一位大公夫人晚餐时非常平静地对我说：“我们一直坐在火山顶上，我们渴望革命爆发！斯拉夫人一点儿也不忠诚，他们根本不奉行君主制，他们都是共和党人，但每一个人都在掩饰、撒谎。”
霍恩洛厄侯爵在任期内完成了与外交政治有关的三件要事：第一，1895年，威廉皇帝运河[1]通航，这条运河在威廉大帝时期已经开工。霍恩洛厄侯爵邀请了全世界各国的海军舰队代表及个体船前来见证这一伟大时刻。第二，1897年，德意志帝国占领青岛。第三，备受瞩目的克鲁格电报事件。
第2节 占领青岛
霍恩洛厄侯爵在攻占青岛的事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他认为德意志帝国需要一个煤炭基地，但中国不同意开放港口进行对外贸易的做法也完全合理。因此，在不威胁中国政权的前提下，付了厘金[2]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受海军煤炭基地保护的贸易口岸，并要求中国在最大程度上给予配合。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建立煤炭基地主要是为了发展商业，采取的军事措施也只是为了保护贸易中心。因此，煤炭基地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进行军事冒险活动的基础。
德意志帝国为庆祝占领青岛发行的明信片
虽然也考虑过其他地方，但经过仔细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些地方与中国的内地缺少联系，而且从商业和政治角度考虑没有发展前景，或已经被别的国家占领，因此并不适合作煤炭基地。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当时是东亚海军巡航舰队的队长，根据他的汇报和地质学专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的建议，最终我们决定在胶州湾建立基地。当问到为什么在这里建立基地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画了一幅图，描述了山东未来的发展前景。
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
霍恩洛厄侯爵继续收集由占领青岛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相关资料，很多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尤其是关于是否干涉俄国计划的问题。霍恩洛厄侯爵获得了很多关于俄国占领胶州湾的情报，其中一些情报来自德意志帝国的东亚分部。我们从这些情报中了解到了胶州湾的抛锚地，以及它冬季不结冰的特点和在那里设立港口的美好前景。在与俄国人的交往中，我们获悉了中国分部的俄国军官的谈话内容，了解到俄国海军上将遵照俄国政府的命令，1896年冬季已经在胶州湾抛锚，但他发现这个地方荒无人烟，生活孤寂，没有日本女伎陪伴，也没有茶室。这些都是俄国人冬季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俄国海军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德意志帝国占领青岛期间官兵及家属
根据另一份报道，我们获悉俄国海军上将已经强烈建议俄国政府不要在胶州湾设立据点，因为这里捞不到一点好处。因此，俄国人无意占领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大使送来了最后一条消息。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依据霍恩洛厄侯爵的指示探听到了俄国的计划，他声明俄国和中国签订的条约里确实没有直接称胶州湾属于俄国，但却说谁先在那里抛锚谁就拥有那里，即所谓的“首先抛锚权”。俄国的船只首先在那里停泊，因此穆拉维耶夫伯爵的情报和俄国海军上将在东亚的报道相左。
我和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上将找霍恩洛厄侯爵商议俄国对胶州的所有权问题，霍恩洛厄侯爵仔细聆听我们得到的消息，脸色渐渐浮现出嘲讽的神色，然后他说在外交部他找不到合适的律师向他讲解这一所有权问题，不知道海军是否有能力讲清楚。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称根据他从事外交事务的经验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一定是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个人编造的谎言，穆拉维耶夫伯爵不愿让别的国家占据胶州湾。我建议由枢密院委员海军部的沛雷斯对此事作一分析，理清问题的关键。沛雷斯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海事法专家，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他不仅驳倒了穆拉维耶夫的论点，还证实了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的观点，推翻了“首先抛锚权”的说法。
1897年8月，我计划拜访彼得宫的日子渐渐临近。我和叔叔霍恩洛厄侯爵达成了共识，决定亲自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开诚布公地谈论整起事件，也对穆拉维耶夫的说法做一个了结。我们在彼得宫谈话。沙皇尼古拉二世说他对天津-北京沿线以南的土地没有兴趣，他只对鸭绿江、旅顺港附近的土地感兴趣。这充分说明他不会在山东给我们设置障碍，因为英国在木浦给他制造了麻烦，所以如果德意志帝国将来在直隶湾[3]的另一边建立据点，并与俄国和平相处，他会非常高兴。
彼得宫
20世纪初的旅顺港
后来我与穆拉维耶夫也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巧舌如簧，据理力争，最后又说了那句名言：“谁先到谁先得”。我胜券在握，直接进攻，摆出了枢密院委员海军部沛雷斯的观点。最终，我告诉了他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谈话内容，正如沙皇尼古拉二世期望的那样，穆拉维耶夫非常尴尬，他失去了表面上的平静，低头认输。
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
从政治角度讲，胶州湾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1897年秋，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传来消息，称两名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遇害。整个德意志帝国天主教，尤其是中央党的殖民者，要求采取激进措施处理这起事件。首相提议让我立即干涉此事。当时我正在洛塔林根进行冬季狩猎。我和霍恩洛厄侯爵在当地的一个城堡的小楼里商议措施。霍恩洛厄侯爵提议委托普鲁士的亨利亲王[4]处理这件事，亨利亲王奉海军中队的命令前去增强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当着首相的面，我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我的弟弟亨利。对此，首相和在场的其他绅士都很高兴，并将消息发给了外交部和正在旅途中的新任外交国务秘书比洛侯爵。
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
1897年11月，德意志帝国占领了胶州。同年12月，亨利亲王乘坐“德意志帝国”号和他的海军中队远渡重洋，来到东亚。后来，他担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总指挥。1898年3月6日，我们终于和中国签署了使用胶州湾的协议。同时，为了阻止俄国在东方的发展，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向日本大使加藤友三郎提议缔结英日同盟[5]。
外交国务秘书比洛侯爵
第3节 寻找煤炭基地
人们可能会问，在我们讨论如何大肆扩张时为什么没有提到英国，英国对胶州也很感兴趣。然而，在做准备工作时，我们和英国已经进行过深入研究。为了实现德意志帝国建立煤炭基地的计划，我原本打算与英国协商创建、租赁或购买一片土地。霍恩洛厄侯爵作为我的叔叔，他与维多利亚女王关系亲密，也了解维多利亚女王，而且女王也尊重他。我希望这样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和英国就上面提到的事进行谈判。但结果令人失望，谈判拖了很久也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
因此，霍恩洛厄侯爵提议让我借机与驻柏林的英国大使讨论这件事。我向英国大使抱怨我们受到了英国政府的不公正对待，英国处处和德意志帝国作对，甚至在这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上。英国大使坦言承认了这一点，他也很惊讶英国没有对德意志帝国作出让步。他说英国人缺乏远见，像德意志帝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力难以阻挡，但为了获得一片土地它首先寻求英国的帮助，而不是长驱直入或与其他国家结盟，这比英国合理要求的更友好。
他补充说由于英国已经拥有了几乎整个世界，它完全可以找一个地方允许德意志帝国建立据点，因此他无法理解唐宁街[6]的绅士们，并称即使德意志帝国没有得到英国的同意，也可以将自己想要的地方据为己有，毕竟还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相关法律。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漫画：英日同盟
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最后，我对大使重申了我的观点，我告诉他虽然德意志帝国拥有殖民地和迅速发展的商业，但却是唯一没有煤炭基地的国家，我们很想在英国同意后获得那块基地，如果英国执意不让步，我们将会寻求其他强国的帮助，建立据点。
这次谈话无果而终，和英国的谈判最终也以非常不友好的方式结束。因此，霍恩洛厄侯爵和我决定寻求俄国的帮助。
德意志帝国对青岛的占领使英国政府既惊讶又生气。英国拒绝支持我们，并认为没有国家愿意帮助德意志帝国。然而，现在事情呈现出了与英国的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因此受到了伦敦的指责。当英国大使和我用这种语气谈话时，他很清楚自己的政府和德意志帝国没有达成谅解是一个错误。
英国疏远德意志帝国的做法使我们感到很惊讶。当时我没有弄清楚的一件事或许可以帮助我找出其中的原因。
第4节 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1918年，海牙[7]出现了《日本的问题》一书，据说作者是远东的前外交官，其中一部分内容经亚瑟教授整理后出版。亚瑟教授在位于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任教，他和自己以前的同事约瑟·贝瑟特·摩尔都是顾问，华盛顿的国务院经常向他们咨询外交事宜，因为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国人经常对影响美国的国际事务有准确的判断和独到的见解。约瑟·贝瑟特·摩尔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亚瑟教授在1913年出版的专著中第一次提到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在1897年春天签订的“协议”或“秘密条约”。协议中提到，如果德意志帝国或奥地利或两国同时因泛德意志主义[8]发动战争，美国将立即宣布无条件支持英国和法国。亚瑟教授详尽陈述了签订这一协议的各种理由，包括殖民主义的理由。这些理由使美国被迫与英国和法国一起反对德意志帝国。亚瑟教授早在1913年已经预言这一切即将发生。
约瑟·贝瑟特·摩尔
《日本的问题》的匿名作者为了更清晰地表现各国的责任和义务，在1897年以表格的形式将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协议呈现了出来。这张表格非常值得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也可以看到协约国在战前做的准备工作。虽然协约国没有以三方谅解备忘录的名字出现，但当时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对此，《日本的问题》的作者在书中做了如下评论：
亚瑟教授声称早在1897年，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内容涉及到英国、法国和美国将来需要参与的每一项战事，包括占领西班牙的附属国、控制墨西哥和中美洲、打开中国以及吞并煤炭基地等。亚瑟教授希望我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保卫世界，同泛德意志主义斗争。
当然，没有必要去提醒亚瑟教授或其他人这样的事情是否真实存在。从来没有人在1897年听到“泛德意志主义”一词，因为那时的德意志帝国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直到1898年，这一计划才公布出来。因此，如果英国、法国和美国真的有亚瑟教授说的共同目标，并打算通过结盟实现它，那么他们不会将这一想法及其实现简单地归因于泛德意志主义，这个借口根本经不起推敲。
这件事的确令人感到惊讶。高卢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和平时期制订的一份条约，直接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等国划分了出来，细节处理也十分到位，甚至试图消灭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减少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七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签订了这份条约，并系统地规划了所有目标。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为什么爱德华七世可以那么从容地实施他的包围政策。这些年来，很多国家已经被英国拉拢，做好了开战的充分准备。当爱德华七世为三方谅解备忘录命名时，这一条约的出现就是针对他们讨厌的新兴国家————德意志帝国的。但对其他国家来说，这却是一个早已存在，并被官方承认的事实。
英王爱德华七世
通过这份协议，人们还可以搞清楚英国为什么在1897年的煤炭基地问题上拒绝与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因为德意志帝国和俄国达成了协议，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牢固的落脚点，所以引发了英国的不满。然而，在占领中国的领土时，一份三方协约在没有德意志帝国参与的情况下形成了。
亚瑟教授明确指出了发动世界大战的人。这份也被称作“君子协定”的协约矛头直指德意志帝国，因为很多人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世界大战的起因，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协约国花了十七年时间认真准备这份协约，为了各自的目的，它们获得了俄国和日本的支持。塞尔维亚策划萨拉热窝谋杀事件[9]并点燃火药桶后，各国发起了进攻。
亚瑟教授的声明完全驳斥了所有被动参战的人，这些人被迫在德国的某些军事行动中寻找美国参战的理由。譬如，卢西塔尼亚沉船事件[10]、U型潜艇战等。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正确的。最近，约翰·肯尼思·图尔纳出版了一本著作————《它会再出现吗？》，证据确凿地指出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参战理由和战争目标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确切地说从1915年开始，就已经决定参与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美国以德意志帝国发动U型潜艇战为借口参战。但事实上，它当时受到了强大的金融集团的影响，在协约国的压力和请求下被迫屈服。此外，当时的法国人力资源越来越匮乏，美国知晓英国和法国吞并加来、敦刻尔克等地的计划，因此它不愿留下羸弱的法国和英国一起分享胜利果实。
威尔逊总统
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这是一件致命的事。概括地说，我们的外交部没有办法打破英国的包围计划，也没有能力和俄国、法国斡旋。部分原因是俾斯麦在执政时期没有对此进行训练。因此，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退位后，外交部失去了独裁专横的意志和精神，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外交事务。
此外，德意志帝国很难训练出高素质的外交官，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和天赋，只有少数几个德意志人具备这样的能力，比如威廉大帝和俾斯麦。频繁更迭国务秘书的做法也影响了外交部，帝国首相们效仿俾斯麦干预外交部的工作，建议国务秘书指挥外交部的事务。我勉强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有权选择合适的人处理外交事务，但频繁的人事变动对政治政策的持续产生了不利影响。
外交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要和强国有不愉快的争吵”“尤其不要冒险”等观念的影响，就像法国将军向那些希望叛乱的士兵说的。一次，一位国务秘书找我商议一些非常重要的外交事务，我向他分析了外交部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外交部的行动纲领“让我们静一静”，并提出了改善这种情况的意见。
鉴于外交部的这种态度，下面这名德意志帝国代表给一名德意志帝国商人的答复就不难理解了。在一个南美共和国，一位商人的商铺遭到抢劫，他要求德意志帝国代表给他提供帮助，与当局调解。代表回复说：“哦，不要拿这些事烦我！我们和这个共和国关系良好，你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惹恼他们。”如果我碰到这种玩忽职守的官员，一定会立即将他撤职。
人民群众和军队都不欢迎外交部。在几位首相的任期内，我一直努力改革，但大部分改革都无果而终。如果新任首相没有从事过外交事务，就需要外交部辅助他处理相关外交工作，但这一般需要很长时间。然而，如果新任首相从事过外交部的相关工作，他就有义务对外交部的人事作出调整，但他一般不愿意做太大改变，加上其他事情以及对外交部的人事缺乏了解，他仍然愿意采纳那些已经适应这些工作的人的建议。
第5节 开发青岛[11]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青岛问题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青岛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因此我们选择和中国人合作，允许清政府的旗帜飘扬在青岛的海关上空。战前几年，德意志帝国在中国注册的所有商业法人中，青岛位居贸易中心第六位，在注册的商业协会中仅次于天津。青岛是一个繁荣的德意志帝国商业殖民地，许多中国商人和德意志人共同努力创造财富，它体现了德意志人的能力和成就。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德意志帝国，现在，他们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实力，并效仿德意志帝国的产出。我们的殖民地与俄国和英国的完全不同，他们的海军基地纯粹是军事性质的，完全是为了统治和征服。
作为贸易中心，青岛飞跃式的发展遭到了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嫉妒。尽管如此，不计其数的日本人和英国人还是举家迁到这片蓬勃发展的沙滩，享受这里凉爽的海风和美丽的斯特兰德酒店。他们摆脱了香港、广东和上海的闷热气候后，沉迷在马球和网球游戏中。1914年，这种嫉妒蔓延到英国，虽然青岛是中国的领土，但英国人却说日本应该占据青岛。日本人非常高兴地接过了青岛，许诺将它还给中国。迫于多方压力，日本直到1922年初才将青岛还给中国，尽管日本之前已经和美国达成协议，规定未经与华盛顿提前协商，日本不能在中国有任何领土变化。
德意志帝国官兵在青岛驻地
因此，德意志帝国在异域的土地上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一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堪称典范的、其他民族可以借鉴的工程，但却因为英国的商业妒忌夭折了。总有一天，香港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到时英国一定会后悔自己当时的行为，谴责自己忘记了奉行多年的格言：“白人一起针对其他人种。”一旦日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并控制了中国和印度，英国就会将目光投向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舰队。
关于“黄祸”，在日俄战争后，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曾在一次会晤中提及。
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明显被日本日益增长的国力以及日本对俄国和欧洲构成的威胁震撼，他向我征求意见。我回复说如果俄国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就必须做好准备与“黄祸”斗争，为自己和欧洲的安全以及俄国的文化斗争。但如果俄国人认为自己是亚洲人，他们应该和“黄祸”一起攻击欧洲。沙皇尼古拉二世说他会在组织军队，保卫领土时牢记这一点。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问我俄国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时，我回答道：“第二个。”
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气愤，他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回答说选择第二项措施是由于俄国的铁路建设以及俄国部署在普奥前线的军队。因此，沙皇尼古拉二世抗议说他和他的宫廷都属于欧洲，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都忠于欧洲，他会将保护欧洲视为一种荣誉。我说如果这是你的态度，你必须立即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
漫画《黄祸论》
无论如何，我决定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日本的戒备心理，使其成为有益于德意志帝国和整个欧洲文化的契机。虽然俄国和日本站在一起，但它却是参战国中第一个溃败的国家。
第6节 谴责日本
日本有许多有才能的政治家，他们必定也在质疑日本在战争中是否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他们或许也会扪心自问阻止世界大战对日本是否更有利。如果日本坚定地、毫不犹豫地站在轴心国的一边，它也许有能力阻止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虚心求教，从轴心国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果日本一开始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和平措施，像德意志帝国一样在世界贸易活动中通过和平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我一定会秘密处理“黄祸”，然后欣然接受进取的日本民族————“东方的普鲁士”加入爱好和平的圈子。直到1914年危机爆发，“黄祸”一直存在，对此没有人比我更后悔。从世界大战中得到的经验可能会使它死灰复燃。
考虑到德意志帝国在欧洲的形势，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和俄国在日本下关港口采取了联合行动。稳步行进的俄国军队威胁到了普鲁士的边境，法国正在重新加固自己的边境堡垒和要塞。面对俄国和法国之间坚固的友谊，夹在中间的柏林焦虑地审视着未来。两个强国的作战实力远远超过我们，它们有比德意志帝国海军更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装备，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只有几艘破旧的军舰，丝毫没有战斗力。因此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加入这样的团体似乎更明智。如果我们没有加入，俄国和法国可能会立即邀请英国加入，因此，1914年的结盟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至关重要。此外，日本为了声援一定会与英国站在一起，而且德意志帝国和法俄的共同目标为在欧洲获得更多信任、减少紧张感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远东采取了相同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与这两个邻邦更加和谐地相处。德意志帝国在这一关键时刻采取的这项措施，正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处理胶州问题时，虽然霍恩洛厄侯爵年事已高，但依然展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不幸的是，在克鲁格电报问题上，霍恩洛厄侯爵固执己见，他一向的慎重和远见并没有派上用场。前任州检察官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12]是一个精力充沛、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警告令人心悦诚服，因此霍恩洛厄侯爵只能屈服。无论如何，霍恩洛厄侯爵在这件事上不仅没有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还使我在英国以及自己的国家受到了谴责。
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
第7节 克鲁格电报
所谓的克鲁格电报事件引发了一场风波，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我会详细讲述这件事。
詹姆斯袭击[13]在德意志帝国引起了骚动，德意志人对这种欺负弱小民族的做法感到义愤填膺。受到空袭的人是荷兰人，他们按照出身属于下撒克逊-德意志人。由于种族关系，我们很同情他们。这次空袭在上层社会中引起的骚动让我忧心忡忡，我感觉德意志帝国会和英国发生冲突。我认为如果英国的欲望太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它侵略布尔[14]国家，尽管这类侵略很不公平。我不仅没有办法平复大家的激动情绪，甚至我对此事的态度还招致了亲信们对我的严厉批评。
一天，我和我的叔叔霍恩洛厄侯爵一起参加会议。海军国务秘书、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在场。会议中，国务秘书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突然情绪激动地出现在会场，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宣称人民群众以及帝国国会的这种情绪需要尽快宣泄出来，因此我们必须给克鲁格发一封电报，他手里拿的正是草拟的电文。
我反对这么做，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支持我。起初，霍恩洛厄侯爵在辩论中表现得非常消极。我知道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与外交部根本不明白英国人的真实意图，因此我试图向他解释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的后果。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赞成我的观点，但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却依然固执己见。
詹姆斯被捕
最后，霍恩洛厄侯爵批评我作为宪法的维护者，不能反对民族意志和我的宪法顾问。他认为德意志人的极度兴奋情绪带有一定的危险性，正义的人和同情荷兰人的民众会非常生气，他们可能会冲破阻碍，转过来针对我。他说有些人已经开始散播谣言，称皇帝首先是半个英国人，会同情英国，其次，皇帝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太大，因此，德意志帝国必须拒绝听从英国的命令，皇帝必须独立决策，不能再受英国人的摆布。
第8节 我违背自己的意愿
霍恩洛厄侯爵继续说，虽然他承认我拒绝给克鲁格发电报有一定道理，但作为帝国首相，他有义务坚持让我签署这份电报，因为这样做既是为了政治利益，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我和德意志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他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作为我的宪法顾问，可以为这份电报及其带来的后果负全责。
瓦伦丁·奇罗尔爵士当时任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1896年9月11日，他在泰晤士报上做了相关报道，称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作出派兵部署后，告诉他这次派兵没有考虑皇帝的个人意愿，是一次纯粹的政府行为，霍恩洛厄侯爵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会对这件事负全责。
当霍恩洛厄侯爵要求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证实这一观点并要求他劝说我时，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拒绝这么做。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定会将这份电报归咎于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年长的顾问会做出这种具有挑衅意味的事，所有人都会认为电报是年轻的皇帝一时冲动发出的。
我再次试图劝阻那些绅士们停止这项计划，但霍恩洛厄侯爵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坚持要我签署电报，并重申他们对此事负责。我别无选择，只能在电报上签字。
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在弥留之际，向我详细描述了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他描述的与我上面讲的完全一致。
不出我所料，克鲁格电报公布后，激起了英国民众的不满。我收到了来自英国各界的信件，尤其是一些我不熟悉的贵妇发来的信件，信中表达了她们对我的谴责和不满。一些信件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侮辱我，这些攻击和诽谤随后出现在了各类报刊上。不久，电报传闻就像基督教的“阿门”一样被确定下来。如果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在帝国国会上宣布了他曾向瓦伦丁·奇罗尔爵士说的话，也许我不会受到牵连。
1900年2月，布尔战争还没有结束，我随舰队去了黑尔戈兰岛，观看军舰的演习。新兵在威廉港宣誓就职后，我收到了一封从黑尔戈兰岛转到威廉街的电报，称因为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所以俄国和法国提议与德意志帝国联合起来攻击英国，削弱英国的海上实力。我反对这一提议，并命令外交部拒绝接受这样的提议。
我认为巴黎和圣彼得堡可能会在伦敦提出是柏林提议让他们两国与德意志帝国联合，因此我立即从黑尔戈兰岛发电报给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尔士亲王[15]，告诉他们俄国与法国的提议，以及我的态度。维多利亚女王回电向我表达了真诚的谢意，威尔士亲王也表达了他的惊讶。
后来，维多利亚女王私底下告诉我，她收到我从黑尔戈兰岛发给她的电报前，已经有人告诉她我预见的这件事的错误说法。她很高兴，并说多亏我的电报，她才能向她的政府揭穿并平息这场阴谋，同时也看到了德意志帝国的忠诚。她还说如果我在英国遇到麻烦时，她不会忘记给予我帮助。
第9节 与塞西尔·罗兹交涉
塞西尔·罗兹[16]找我商议修建从东非的内部地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和电报线路，我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与外交部和霍恩洛厄侯爵就此事达成了共识。但有两个附加条件，即铁路的一条支线要修在塔波拉境内，而且在德意志帝国的领土上修建时必须使用德意志帝国的材料。塞西尔·罗兹默许了这两个条件，他很感激德意志帝国给他实现远大抱负的机会。但没过多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拒绝了塞西尔·罗兹的请求。
塞西尔·罗兹
塞西尔·罗兹对柏林和他常去的大型德意志帝国工业园区大加赞赏。他很遗憾以前没有待在柏林，没有学习德意志帝国工业的崛起和运作模式，也没有接触德意志政府和商界杰出人物。他一直希望在詹姆斯袭击前可以有机会参观柏林，但那时他在伦敦，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当时他事先告诉我他要在布尔人的领地和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上修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德意志政府也许会劝说克鲁格同意他的计划，因为克鲁格之前一直不愿意批准他的计划。这样一来，也许就可以避免“愚蠢的”詹姆斯袭击，当然也不会出现克鲁格电报事件。但对这次电报事件，他丝毫不怪我。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
对塞西尔·罗兹来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詹姆斯袭击的目标和真实意图，所以这次袭击对我们就像“一次海盗行为”，必定会引起德意志人民的不满。塞西尔·罗兹只想得到修铁路需要的土地，德意志帝国已经答应给他所需的殖民地。他的要求合情合理，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他补充说我不用担心这次电报事件，也不必为英国新闻界的骚动感到烦恼。但他并不知道克鲁格电报的缘由，他认为我是这起事件的发起人，因此他只是想安慰我。
塞西尔·罗兹建议我引进水利灌溉设施后，又建议我修建巴格达铁路以及开发美索不达米亚，他说这是德意志帝国的任务，就像他的任务是修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一样。因为他修建的铁路需要穿越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所以萨摩亚群岛必须割让给我们。塞西尔·罗兹在伦敦积极周旋，力劝英国将群岛移交给德意志帝国。
在德意志国帝国的政治界，霍恩洛厄侯爵属于温和派，总体上来讲，这对帝国不利。霍恩洛厄侯爵和乔治·冯·赫特林先生相识已久，因此能与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在阿尔萨斯-洛林[17]问题上，霍恩洛厄侯爵展现了自己温和宽容的做事风格。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但因为法国人间接从中撰取利益，而且表现得越来越猖狂，所以他并没有得到对方的感谢。
乔治·冯·赫特林
第10节 霍恩洛厄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喜欢用调解、妥协和安抚的方式对待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党派，即使在一些适合使用更激进的手段的场合，他依然会采取温和措施。他非常支持我去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远东之旅，并表示很高兴我们能够加强与土耳其的关系，他认为修建巴格达铁路是德意志帝国值得做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同时，霍恩洛厄侯爵也非常赞同我1899年访问英国。受维多利亚女王的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及两个儿子一同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日渐衰老，她想在有生之年再看看他最年长的外孙。霍恩洛厄侯爵希望我的这次出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发出克鲁格电报后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希望我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会晤，澄清一些重要事实。
威廉二世与家人
由于布尔战争和几家德意志帝国报纸的攻击，英国新闻界非常愤怒。为了避免英国新闻界给两国关系造成不愉快，维多利亚女王委托《阿尔伯特亲王传》的作者西奥多·马丁爵士通知英国新闻界，她希望用友好方式接见自己的外孙。因此，这次访问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相处得很融洽。另外，我和几位英国领导人有了几次重要会晤。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双方都没有提到克鲁格电报事件。但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掩饰她对布尔战争的厌恶，也坦言她不赞同此次战争，甚至憎恨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及其派系，同时对我果断拒绝俄法提议以及迅速将消息告诉她表达了感谢。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关心她的军队，因此她的军队在战争一开始就遭遇惨败使她十分悲伤。说到这里，年老的陆军元帅剑桥公爵说：“英国的贵族和军官显示了绅士所具备的临危不惧的勇气。”
我离开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为我送行，并委托我给她“非常钟爱的外甥”霍恩洛厄侯爵带去最真挚的祝福，她希望霍恩洛厄侯爵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继续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
霍恩洛厄侯爵对我的这次访问很满意，但我依然是新闻界和许多“布尔人的朋友”的攻击对象。英国人长期接受政治自律思想的熏陶，如果发生冲突，即使是外交领域，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政府的号令，正如谚语“赛马的时候不能更换骑师”说的那样，这正是德意志人缺少的一种品质。
1900年秋，霍恩洛厄侯爵辞职，因为首相一职对一位老人来说太过辛苦，政党之间永无休止的纠纷和争吵让他很烦恼，而且在帝国国会当着众人的面发表演讲也违背了他的意愿。同样，他对新闻界也很不满。新闻界的一些人一意孤行，试图通过引用俾斯麦说过的话保留俾斯麦式的传统，尤其在布尔战争期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
布尔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陆军元帅剑桥公爵
第11节 霍恩洛厄侯爵辞职
选择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是希望俾斯麦不再针对新首相，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通过我的调解，俾斯麦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气氛也缓和了许多。霍恩洛厄侯爵庄严地进入柏林、入住古老的霍亨索伦王室的官邸时，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神色。但俾斯麦的追随者和为了反对而聚集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停止活动。此外，我去腓特烈斯鲁庄园庆祝俾斯麦的八十大寿时听说，人民政治代表们拒绝了霍恩洛厄侯爵对俾斯麦的敬意。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敏感的霍恩洛厄侯爵，他非常气愤。
晚年的俾斯麦
霍恩洛厄侯爵和我一样，对伟大的俾斯麦的去世感到十分悲痛。我们和德意志人民一起沉痛哀悼俾斯麦，虽然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依然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儿子。我坚持尽快从挪威返回，为俾斯麦送终。他是我祖父最忠实的仆人，为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很骄傲自己曾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
据说霍恩洛厄侯爵辞职是由于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建议。亚历山大在他的家族中很有威望，生活中大家都称他为“世子”，他和他的父亲很不一样。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回顾霍恩洛厄侯爵在出任首相时的成就，他不仅解决了有关公民法律书的纠纷，改革了军事处罚程序，制定了海军法案，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任命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为德军指挥，占领了青岛，并签订了《长江协定》。
1900年10月15日，霍恩洛厄侯爵向我告别，我们两人都很激动，因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的首相，还是我最忠诚的合作者，也是我的叔叔。我对霍恩洛厄侯爵充满感激和敬仰之情。他已经七十五岁，与他同龄的人早已颐养天年，他却毫不犹豫地遵从皇帝的召唤，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离开我的房间时，霍恩洛厄侯爵再次抓住我的手，请求我允许他在有生之年继续待在柏林，与我以及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保持纯粹的、忠实的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霍恩洛厄侯爵以及他为德意志帝国做的一切。
* * *
[1]也称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原注
[2]厘金，又叫捐厘，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商业税。————译者注
[3]直隶湾即渤海湾。1928年前，今河北省被称作直隶省，辖区包括今天的北京、河北、天津等地。1929年，民国政府将直隶湾改称为渤海湾。————译者注
[4]亨利亲王（Prince Henry，1862——1929），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1898年，亨利亲王随东亚中队来中国巩固和保护德意志帝国在胶州湾的殖民地，他是第一个受到清政府接待的欧洲王子。————译者注
[5]英日同盟指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兰斯顿大厦签署的盟约，目的是阻止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译者注
[6]唐宁街是英国伦敦的一条街道，代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7]海牙是南荷兰的省会，也是仅次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荷兰第三大城市。————译者注
[8]泛德意志主义也称泛日耳曼主义，是起源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泛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泛德意志主义者最初试图统一德意志帝国和其他讲德语的民族，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许多德意志思想家开始在泛德意志帝国联盟中采取公开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译者注
[9]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黑手社成员加利洛夫·普林西普刺杀一事。这次事件导致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译者注
[10]卢西塔尼亚沉船事件指1915年5月7日，英国轮船公司内线RMS卢西塔尼亚号客轮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被德军U-20潜水艇击中，船上的一千九百五十九人中有一千一百九十八人丧生，其中一百二十八人是美国公民。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给德意志政府连发三份照会，并在1915年7月21日下了最后通牒，向德意志帝国宣战。————译者注
[11]威廉二世美化德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诬称亚洲人为“黄祸”。————译者注
[12]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1842——1912），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890年，他接替赫伯特·俾斯麦任外交部国务秘书。1894年，德意志帝国首相利奥·冯·卡普里维卸职后，他担任了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同时任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译者注
[13]詹姆斯袭击是1895年12月29日至1896年1月2日，英国殖民政治家利安德·斯特尔·詹姆斯对德兰士瓦共和国（现南非共和国）发起的一次突袭。这次突袭的目的是引发英国外派工人在德兰士瓦的起义，但没有成功。————译者注
[14]布尔指十八、十九世纪生活在东开普边境讲荷兰语移民的后裔，同时也指十九世纪为了摆脱英国统治，离开开普殖民地定居在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移民。————译者注
[15]即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后，他继承了英国的王位。————译者注
[16]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853——1902），英国商人，1890年至1896年担任非洲南部开普殖民地的总理。
[17]阿尔萨斯-洛林是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吞并了大部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摩泽尔省组成的领土。————译者注
[18]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1832——1904），德意志帝国第二任总参谋长，1870年，担任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军事武官，后来成为总参谋长老毛奇的助手。因表现出色，他在老毛奇退役后被德皇威廉二世提拔为总参谋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任命为八国联军总司令，率军入侵东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