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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
梁惠王，名罃。本魏侯，都大梁，僭称王，谥曰惠。
孟子在当时以道自重，不见诸侯。适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乃是一个行道的机会，因往见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叟，是长老之称，如今称老先生一般。
惠王一见孟子，尊称之说：“叟！你自邹至梁，不惮千里之远而来，有何计策可以利益寡人之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对说：“王欲图国事，何必开口就说一‘利’字？治国之道，亦有仁义而已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这是人君君国子民、立纲陈纪的大道理。舍此不言而言利，岂予千里见王之心哉？”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大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这一节是说求利之害。
征，是取。乘，是车数。万乘，是天子之国。千乘，是诸侯之国。千乘之家，是天子的公卿。百乘之家，是诸侯的大夫。餍，是满足的意思。
孟子说：“我所以谓王不当言利者，盖以王乃一国之主，人之表率。王若惟利是求，说‘何以利吾国’，则此端一倡，人皆效尤。为大夫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家？’为士庶人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身？’上取利于下，下取利于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弑夺之祸起，国从此危矣。将见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盖地位相近，则凌夺易生，必然之势也。夫公卿于天子，万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千乘焉；大夫于诸侯，千乘之中十取其一，而得百乘焉：所得不为不多矣。若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则纵欲贪饕，何有止极？不弑其君而尽夺之，其心固未肯自以为餍足也。国岂有不危者哉？夫求利之端一开于上，而弑夺之祸遂成于下，则利之为害，甚可畏矣！王岂可以此为言乎？”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这一节是说仁义未尝不利。
遗，是弃。后，是不着紧的意思。
孟子又说：“我谓治国之道在仁义者，盖以仁义有自然之利故也。今夫人君之治国家，不过欲人皆孝于亲、忠于君而已。人而不仁，固有遗弃其亲而不顾者。诚能好仁，则天性之爱自笃于所亲；凡所以承颜顺志、左右就养者，皆其情之不容己者也，几曾见有好仁之人而肯遗弃其亲者乎？人而不义，固有背慢其君而不敬者。诚能好义，则敬事之念自先于所尊；凡所以纾忠尽力、奔走服役者，皆其分之无所逃者也，几曾见有好义之人而肯背慢其君者乎？夫使举国之人，个个是忠臣孝子，都来亲戴其上，国家之利孰大于此？而皆自仁义中得之，则仁义曷尝不利乎？王欲图治，固不必舍此而他求矣。”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重言以结上文两节之意，说道：“求利有莫大之害，行仁义有莫大之利。则天理人欲之间，关系治乱安危，非细故矣。王欲为国，亦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启危亡之祸哉！”
按，当时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列国游士，争以功利之说阿顺时君，干进苟合。而孟子独举仁义为言，所以遏人欲之横流，存天理于既灭，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七篇之中，无非此意。读者宜详味焉。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沼，是池。鸿，是雁之大者。麋，是鹿之大者。
孟子见梁惠王，正遇惠王在苑囿中游赏，立于池沼之上。忽见孟子，有惭愧的意思。因看着那鸿雁麋鹿问孟子说：“吾闻贤德之君，修身勤政，不事佚游，岂亦以此台池鸟兽为乐乎？”孟子对说：“遇景赏玩，人之常情；虽贤德之君，亦曷尝不以此为乐。但惟贤者而后能乐此。盖君有贤德，则民心欢感，和气流通，故能享此台池鸟兽之乐。若夫不贤之君，民心离而国势蹙，虽有此台池鸟兽，不能享其乐也。是好乐虽同，而有能享不能享之异，惟视民心之得失何如耳。”孟子此言，既以释惠王之惭，亦欲因其机而引之于当道也。“
《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诗》，是《大雅•灵台》之篇。经，是量度。营，是谋为。攻，是治。亟，是速。麀鹿，是牝鹿。伏，是驯伏。濯濯，是肥泽。鹤鹤，是洁白的模样。牣，是充满。古之人，指文王说。偕乐，是同乐。
孟子承上文说：“我谓贤者而后乐此，惟周文王为然。《诗•大雅•灵台》之篇说：‘文王始作灵台，方经度营谋，众百姓每已都来攻治，不数日之间就完成了。在文王之心，惟恐劳民，每戒令不要急速；而民心自然乐于供役，竭力争先，如子趋父事一般。其台既成，台下有囿。文王在于灵囿，则见麀鹿驯伏而不惊，濯濯而肥泽；白鸟鹤鹤而鲜洁，若是其可爱焉。囿中有沼。文王在于灵沼，则但见鱼之跳跃者充满于池中，若是其众多焉。’诗之所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为台为沼，宜乎百姓劳而生怨矣。今乃不惟不以为劳，而反欢乐之，称其台叫作‘灵台’，称其沼叫作‘灵沼’，言其成就之速，恰似神灵之所为一般。又乐其囿中有麋鹿，沼中有鱼鳖，而叹美之无已。夫民乐文王之乐如此，其故何哉？盖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爱养下民，使百姓每都饱食暖衣，安居乐业。所以百姓每都欢欣爱戴，亦乐其有此台池鸟兽，而文王因得以享其乐也。此非‘贤者而后乐此’之明征哉？”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汤誓》，是《商书》篇名。时字，解作是字。害字，解做何字。
孟子又说：“我所谓‘不贤者虽有此不乐’，观于夏桀之事可见。昔桀尝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指日说：‘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速也。夫为君者独乐，而不恤其民，致使下民违怨诅咒，欲与之俱亡。当此之时，一身且不能保，虽有台池鸟兽，安能晏然于上而独享其乐哉？此我所以说‘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抑游观之乐，圣王不废；然至于游于佚，则又切切戒之。故台沼虽设，而文王方且视民如伤，不遑暇食，则其忧勤之心可想矣。夏桀荒于宴乐，遂至琼宫瑶台，竭天下之财力以自奉，丛民之怨，不亦宜乎？明主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河内、河东，都是魏地。凶，是年岁饥荒。
昔梁惠王自负其恤民之政，因夸示于孟子说：“人君治国，以恤民为先，而恤民以救荒为急。若寡人之治国也，其于恤民之事，可谓竭尽其心而无以加矣。有时河内饥荒，河东收成，则使河内之民少壮者都移居河东地方就食；却将河东的粮食转运于河内，以养赡那老幼之不能迁移者。或遇河东饥荒，河内收成，则移民于河内，移粟于河东也，照依前法而行。我遍察邻国之政，非无岁凶的时节，然皆漫无料理，未有如寡人这样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邻国而归寡人也。乃今邻国之民较之于我不见其加少，寡人之民较之于彼不见其加多，其故何哉？”夫移民移粟，虽荒政之所不废，然不过一时权宜之术而已。惠王遽以是为尽心，欲求胜于邻国，其所见者小矣。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喻，是比喻。填然，是鼓声。直字，解作但字。
孟子因梁惠王以恤民自负，乃设喻以晓之，说：“王平素好战斗之事，请即以战为比喻。夫战者，两军相当，填然鼓之；兵刃既接，胜败分矣。那败的抛弃了甲胄，拖曳着兵器，脱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之远而后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后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人，以为无勇，则王以为何如？”惠王说：“不可。这走五十步的但未至于百步耳，同一败走也，乌可以近而笑远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说：“王若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矣。盖治国以王道为要，犹战者以克敌为能。今邻国不恤其民，而吾王能行小惠，固为差胜；然其不能行王道，则一而已矣。比之战者，特五十步之走耳，乌可以此而笑彼哉？王诚能力行王政，则民不求多而自多，国不期富而自富矣。”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农时，是耕耘收获之时。罟，是鱼网。数罟，是密网。洿池，是洼下聚水的去处。憾字，解做恨字。
孟子又说：“治国莫要于王政，而王政必先于养民。为治之初，法制未定，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尽樽节爱养之宜。如农时乃五谷所自出，必爱惜民力，勿妨其务农之时，则民得尽力于南亩，而五谷不可胜食矣。洿池乃鱼鳖所聚，必禁绝密网，勿使入于洿池之中，则川泽不竭于渔，而鱼鳖不可胜食矣。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时方许其入，则萌蘖得有所养，而材木不可胜用矣。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则饮食宫室有所资，而民之养生者得遂其愿；祭祀棺椁有所备，而民之丧死者得尽其情。是使民养生丧死，两无所憾也。养生丧死无憾，则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兴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树，是栽种。庠、序，俱是学名。申，是丁宁反复的意思。颁白，是老人头发半白半黑者。背上驮着叫作负，头上顶着叫作戴，皆用力劳苦之事。黎民，是少壮黑发之民。
孟子又说：“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樽节爱养之政，不过王道之始事耳。兹欲使百姓家给人足，各遂其生，各复其性，须定为经制。一夫与田百亩，外又有五亩宅舍。宅舍周围墙下，都叫他种植桑树，以供蚕事，则丝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不要误了它孕字之时，则生息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饱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不妨碍他耕耘收获的时候，则民得尽力农亩，一家数口都有养赡，可无饥馁之患矣。这都是养民之事。民得其养，则教化可施。必着实举行那庠序中的条教，就中所教，有孝悌两端尤为紧切，又丁宁告语以致其申重之意，则民知爱亲敬长，乐为代劳，那年高颁白之人，无有负戴于道路者矣。这是教民之事。夫教养兼举，而治化大行，以至于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则人心无不爱戴，四方无不归往。如是而不能一统天下，以至于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是王道之成，人君必如是而后为尽心耳。彼一时之小惠，岂足道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检，是节制。莩，是饿死的人。发，是发仓廪以赈济。
孟子又说：“王不举行王道，既无常产与民，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爱惜减省；至于途有饿莩，又不知急发仓廪以行赈贷。如是，而民饥以死者，乃王之罪，非关岁凶也。王乃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以兵器刺人而杀之，乃曰：‘非我也，兵也。’夫操兵在人，杀人乃操兵者之罪；养民在君，民不加多，乃君失政之罪也。王诚不归罪于岁凶，而勉行王道，则天下之民皆将闻风而来归矣，岂但加多于邻国而已哉？”夫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惟平时有三年九年之蓄，临时有议赈蠲租之政，则水旱不能为灾，而移民移粟可无用矣。此孟子告惠王之意也。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梁惠王因孟子说行小惠不如行王道，宜罪己不宜罪岁凶，有感于心，遂虚己以请，说：“寡人愿安心以受教。”盖望其尽言而无隐也。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梃，是杖。
孟子因梁惠王有求教之诚，遂因其机而先问之说：“杀人者，或用梃杖，或用兵刃，这两件有以异乎？”王说：“梃之与刃，其器虽不同，而同一致人于死，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孟子又问说：“杀人者，或以虐政，或以兵刃，这两件有以异乎？”王又说：“政之与刃，其事虽不同，而同一致人于死，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因梁惠王说虐政之杀人同于兵刃，遂直言以匡正之，说：“今王厚敛于民，以养禽兽；只见得庖厨中有肥肉，厩房中有肥马，而穷民有饥馁之色，野外有饿死之人。此何以异于驱禽兽而食人乎？然则王以虐政杀人，直与兵刃无异矣。何不反求而亟图之乎？”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又承上文说：“率兽食人，乃虐政之大者。其失人心而促国脉，皆在于此，不可不急改也。且如兽本异类，其自相吞噬，与人无预，人之见者，犹且恶之。况人君乃民之父母，民皆赖以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至于率兽而食人，其视赤子之躯命，反兽类之不如矣。残忍如此，何在其为民之父母也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俑，是从葬的木偶人。
“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叫作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更易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能转动跳跃，如活人一般。故孔子恶之，说：‘始初作俑以从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无后乎？’夫仲尼所以深恶作俑之人者为何？盖因其用生人之形为送死之具，意涉于残忍故也。夫象人以从葬，非真致人于死也，而仲尼犹且恶之如此；况实以虐政残民，使民饥饿而死。其为不仁尤甚于作俑者矣，如之何其可哉？”
孟子之意，盖欲启发惠王不忍人之心，而引之以志于仁，故其言之激切如此。然由此章而观，人君之所自奉者，不过庖肉厩马而已，而其弊遂至于率兽食人，使厚敛之虐，同于操刃。不仁之祸，浮于作俑；则奢欲之为害，岂不大哉！明主能以此言而体察民情，必且恻然动念，凡所以约己裕民者，当无所不至矣。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梁惠王问孟子说：“吾晋国在先世时，地广兵众，论其强盛，天下诸侯之国无过之者，这是叟所明知也。及传至寡人之身，则东与齐战，兵败而长子被杀；西为秦人所侵，丧失河内外之地凡七百里；南又为楚人所辱，不能与抗。是寡人贻辱于晋国之先君也，寡人耻之。今欲为先人一洗此辱，不知作何样经画乃可？愿明以告我也。”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孟子对说：“王莫说丧败之后国势弱小，不足有为。若还有志自强，就是地方百里的小国，亦可以王于天下，岂但雪耻而已哉？”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易，是用功到。耨，是锄草。
孟子又说：“所谓‘百里可王者’如何？王若施行仁政以及于民：于刑罚则省之，而用法以宽；于税敛则薄之，而取民有制。使百姓每得安其生业，尽力于农亩：春而深耕，布种得好；夏而易耨，锄治得到。那少壮的百姓，又以闲暇的时候，讲明孝悌忠信的道理，入以此事其父兄，出以此事其长上。衣食既足，礼让自兴。那百姓每戴上恩德，人人都有个亲上死长的义气。遇着敌国外患，必能出力报效，敢勇当先。虽以秦楚之强国，坚甲利兵，天下莫能当者；可使斩木为梃以挞之，而取胜于万全矣，况其他乎！臣所谓‘百里可王者’以此。王能勉行仁政，又何以弱小为患哉？”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彼，指敌国而言。
孟子又说：“我谓‘制梃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者，非恃我能胜彼，彼固有可乘之衅也。彼国烦刑重敛，行政不仁，把百姓每务农的时候都被他妨误了，使不得深耕易耨，尽力农事，以养其父母。致使其父母冻饿，而衣食无所仰给；兄弟妻子离散，而室家不能相保。此惟救死而恐不赡，何暇修孝悌忠信之行哉？”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承上文说：“彼国暴虐其民，使之冻饿离散，就如陷之于阱、溺之于水的一般，其结怨于民也深矣！吾王趁着此时，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恨其上，一闻王师，都欣然乐归于我，谁肯为他出力用命，而与王拒敌者哉？此我所以说‘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也。”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又总结上文说：“王能发政施仁，则天下之人莫不归心。不仁者陷溺其民，则虽本国之民，不为用命。是以古语有云：‘仁者无敌。’盖言民心所归，则强弱大小非所校也。我所谓‘百里可王’、‘制梃可挞秦楚之甲兵’者，亦有见于此耳。王请勿以予言为疑，而断然以发政施仁为务，虽以梁，王可也，尚何先人之耻不可雪哉？”
按，此章惠王之志，在于报怨；而孟子之论，在于救民。盖能救民，则不必报怨，而自足以克敌；不能救民，而徒志于报怨，将兵连祸结，而丧败滋多矣。是以帝王之道，贵在自治，不以小忿而忘远图，正此意也。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梁襄王，是梁惠王之子。卒然，是急遽的模样。
孟子见梁襄王，知其不足与有为，乃出而告人说道：“容貌词气，乃德之符。我今见王，远而望之，不似为人君的气象；近而就之，不见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问我说：‘当今天下诸侯纷纷战争，何时平定？’我对说：‘必待天下一统，则自然平定，无有战争矣。’”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嗜，是心所好尚。
孟子又述其问答之言，说道：“王问我说：‘今之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谁能一统天下？’我对说：‘今天下惟争地争城，日以战斗为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好杀人者，则四方之民归之，而天下可一矣。’”夫天以好生为德，人君奉天子民，惟在常存好生之心而已。创业之君，常存此心，则可以结人心而成混一之功。守成之君，常存此心，则可以寿国脉而保无疆之祚。孟子此言，真万世人君之要道也。
“‘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与，是归往。周时七八月，即今五六月。槁，是枯槁。油然，是云盛的模样。沛然，是雨盛的模样。浡然，是忽然兴起。御字，解作止字。牧，是牧养。君以养民为职，故叫作人牧。领，是颈。
梁襄王又问孟子说：“当今列国分土而治，民各有主，谁肯舍其主而来归乎？”孟子说：“当今天下的百姓，无不愿得所依赖而归往之也。王知夫禾苗乎？当夫七八月之间，天气亢旱，禾苗枯槁，正是望雨之时；天忽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将见苗之枯槁者，随即浡然兴起，发生甚速，谁得而御止之乎？方今天下之君，以牧民为职者，都只以争地争城为事，驱民战斗，忍视其肝脑涂地，略无顾惜；未见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之主出于其间，则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就如旱苗之望雨一般，莫不延颈举首，都愿戴之以为君矣。望之如此其切，则其相率归附，不远千里而至，其势殆如流水之就下，沛然奔赴，谁得而阑阻之哉？此所以说‘天下莫不与’也。”
夫好生恶死，人心所同。战国之君，虽至不道，岂有嗜杀人者？特以甘心战斗，视民之死而不恤，故孟子以嗜杀人警之。盖凡淫威虐政，可以戕民生者，皆嗜杀人者也。君人者能省刑薄敛，务以厚民之生，则民心归，而治平可常保矣。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齐桓公、晋文公，皆春秋时伯诸侯者，能尊周室、攘夷狄，后世称其功。然先诈力而后仁义，圣贤所不道也。
齐宣王有志于伯功，乃问孟子说：“在先五伯，惟齐桓、晋文为盛；二君所行之事，可使寡人得闻其概乎？”孟子对说：“臣所受学，传自仲尼。仲尼之徒，羞称五伯，无有言及桓、文之事者；所以后世之人不传其事，臣无从而闻之。既无所闻，则无可言矣。王若必欲臣言不已，其惟王天下之道乎？盖王道乃圣门常言，而臣得之传闻者也。王若能取法王道，则伯不足道矣。”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齐宣王又问说：“人君之德如何则可以王天下？”孟子对说：“天之立君，惟欲其保养斯民而已。若能修德行仁，以保安百姓，使之得所，则天下之民皆爱之如父母，而戴之为君师。其王天下也，孰得而御之哉？”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胡龁，是齐臣。新钟铸成，杀牲取血以涂其衅郄，叫作衅钟。觳觫，是恐惧的模样。
齐宣王因孟子说保民可以致王，遂将自己问说：“若寡人者，也可以保安百姓否乎？”孟子对说：“可。”齐宣王问说：“你何由知道我可以保民？”孟子对说：“臣曾闻王之臣胡龁说：王一日坐于堂上，有人牵牛行过于堂下。王看见，问说：‘牵这牛将欲何往？’牵牛者对说：‘新铸钟成，将杀此牛，取血以涂其衅郄也。’王说：‘舍之，我不忍见此牛这样战惧觳觫，其状恰似无罪而往就死地一般，诚可怜也！’牵牛者说：‘王既不忍杀这牛，则将废衅钟之事乎？’王说：‘衅钟也是国之大事，何可废也？但取个羊来换他，则钟得以衅，而牛亦可全矣。’臣所闻胡龁之言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爱，是吝惜的意思。
齐宣王因孟子述胡龁之言，乃承认说：“以羊易牛，诚有此事。”孟子遂就善念而开导之，说：“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王这一点不忍杀牛之心，便可以怀保万民，兼济四海，而成兴王之业矣。但百姓每识见短浅，只见王爱此一牛，都道是吝惜财费而然。臣却知王之心，乃由觳觫之状，触目有感，一念恻怛之发，全出于不忍也。能由此一念而遂充之，于致王何有哉？”
夫宣王爱牛之心，偶发于一时之感，而孟子遂许其可以保民而王者，盖此一念骤发之仁，最为真切；若推之于民，则凡以利用厚生、拯灾恤患者，将无所不至，而四海皆其度内矣。有保民之责者，能识此不忍之端而扩充之，则仁不可胜用已。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褊，是狭。
齐宣王以羊易牛，其心出于不忍，而其迹有似于吝惜。闻孟子之言，乃遂应以为然，说道：“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诚有如百姓之所讥者；但我之心实不如是。齐国虽褊小，一牛之费能有几何？吾何爱焉？只为见其觳觫之状，若无罪而就死地，心中不忍，故以羊易之耳。此心惟夫子知之，而百姓不知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异，是怪。隐，是痛。择，是分别。
孟子欲宣王察识其不忍之心，乃反复诘问之，说：“百姓以王为爱，王亦无怪其然也。盖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迹本可疑，百姓何足以知之？王若果是不忍牛之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一般有生，一般无罪，何所分别而以羊易牛乎？诚有难于自解者矣。”孟子设此难王，正欲使其反求诸己而得其本心也。宣王亦无以自明，乃笑而应之说道：“是诚何心哉？我非爱惜一牛之费，而胡为易之以羊也。不忍于牛而独忍于羊，即我亦有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为爱，不亦宜乎！”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因宣王不能自得其本心，又为之分解说道：“以小易大，虽难解于百姓之疑，然亦无伤也。盖仁虽无所不爱，而见闻感触之时，亦自有斟酌变通之术。今王既能全觳觫之牛，而又不废衅钟之礼，于难处之中，得善处之法，是乃仁之术也。何也？盖时当见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时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故以羊易牛，得以两全而无害，所谓仁术者如此。大凡君子为仁，莫不有术。其于禽兽也，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闻其声，则不忍食其肉。则固其恻隐之真心。然祭祀燕飨，礼亦不可废者。则身远庖厨，使其死不接于目，声不闻于耳，固所以预养不忍之心，而广其为仁之术也。吾王以羊易牛，正合于君子之道。若能察识此心而扩充之，何不可保民之有哉？”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以合于王者，何也？”
《诗》，是《小雅•巧言》之篇。夫子，指孟子说。戚戚，是心中感动的意思。
齐宣王因孟子之言，有感于心，乃欢喜说道：“人藏其心，难可测度。我闻《诗经》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这两句说话，正夫子之谓也。夫以羊易牛，乃我所行的事；及反之吾心，求以小易大的缘故，自家茫然也，不知是何念头。夫子乃能推究来由，说是见牛未见羊之故。将我前日不忍的初心，不觉打动，戚戚然，宛如堂下觳觫的形状复在目前一般。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则我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这一点心，自我看来，极是微小，能济甚事？夫子却说足以致王，不知其所以合于王道者，果何在乎？”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复，是禀白。秋毫，是毛之冗细而难见者。舆薪，是以车载着薪木。“今恩”以下，是孟子之言。
孟子因宣王未知爱牛之心可以保民，乃设辩以提省之，说道：“今人有禀白于王者，说：‘我有力能举三千斤之重，而于一羽之轻却不能举；明能察见秋毫之末，而于舆薪之大却不能见。’王亦将信其言而许之乎？”齐宣王答说：“不然。人未有举重而不能举轻、见小而不能见大者也。”孟子遂晓之说：“王既知此，则知保民而王无难事矣。盖物与人异类，用爱颇难；民则与我相亲，加恩甚易。今王不忍一牛之死，是恩足以及禽兽，就如能举百钧、察秋毫一般；而德泽乃不加于百姓，是一羽之不举、舆薪之不见也。恩能及于所难，而独不能及于所易，其故何欤？然则一羽之不举，只是不曾去用力，一用力，则举之何难？舆薪之不见，只是不曾去用明，一用明，则视之何难？百姓之不见保，只是不曾去用恩，一用恩，则保之何难？夫既不用恩保民，何由能成王业？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为而不为，非欲为而不能也。若肯为之，则取诸爱牛之心，推广之有余矣。保民而王何难哉？”孟子于宣王，既发其爱物之心，而使之察识；又示以仁民之术，而望其扩充。所以引之于王道者，意独至矣。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形，是形状。以物夹腋下，叫作挟。超，是越过。
齐宣王问孟子说：“夫子谓我之不王是不为，非是不能。这不为与不能的形状，如何分别？”孟子对说：“泰山至大，北海至广。挟着泰山去跳过北海，乃天下所必无之事。以此与人说我不能，这个真是不能，非不为也。奉长者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难事？以此与人说我不能，这个是不肯为耳，非不能也。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此。今王有不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而阻于不能；王之不王，乃折枝之类，而由于不为也。”盖恩由仁达，患无此心耳。有是心以及物，则物蒙其爱；有是心以及人，则人被其泽，夫何难哉？有保民之任者，亦在察识此心而扩充之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老，是尊事的意思。吾老、人之老，都指父兄说。幼，是抚育的意思。吾幼、人之幼，都指子弟说。运于掌，是说近而易行，如运动手掌一般。《诗》，是《大雅•思齐》之篇。刑，是法。寡妻，是谦称寡德之妻。御字，解作治字。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我谓王不难于致王者，无他，亦有见于推恩之甚易耳。且如我有父兄，我能尊事之，即推这老老之心以及于民，使百姓每都得以尊事其父兄；我有子弟，我能慈爱之，即推这幼幼之心以及于民，使百姓每都得以慈爱其子弟。如此，则举天下之老者、幼者，无一人不被我之恩泽。以之措置一世，就如运动手掌一般，何难之有？《诗•大雅•思齐》之篇说：‘文王之德，为法于寡妻，施及于兄弟，又能统御乎家邦。’盖言文王能以仁心，施之于家而家齐，施之于国而国治，总不外于此心之运用而已。故为人君者，诚能推此心以施恩，则包含遍覆，虽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无难；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则众叛亲离，虽妻子至近，亦不可得而保矣，况四海乎？考之上古帝王，其功业隆盛，所以大过于人而非后世所能及者，别无他道，只是善推此心。由亲亲推之，以及于仁民；由仁民推之，以及于爱物。施为先后之间，能不失其当然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乃不至于百姓，则是倒行而逆施，与古人之善推所为者大相反矣。是果何为也哉？王其反求诸心可也。”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权，是秤锤，所以称物之轻重者。度，是丈尺。度，是称量的意思。
孟子因宣王昧于推恩，要他心里自家裁度，复晓之说道：“物有轻重，必须用秤称之而后可知。物有长短，必须用丈尺量之而后可知。凡物皆是如此，未有舍权度而能知轻重长短者也。若人之一心，万理毕具；于凡应事接物之际，尤不可无权度以称量之，更有甚于物者。盖物无权度，不过一物之差而已。设使心无权度，则事到面前，茫然不知是非利害之所在，其颠倒错乱，有不可胜言者，岂但一物之失而已哉？今王不忍一牛而忍于百姓，是其爱物之心反重且长，仁民之心反轻且短，差谬甚矣！王请自家称量，民与物孰重而孰轻？爱民与爱物，当孰长而孰短？庶吾心之权度不差，而施恩必自有其序矣，尚何百姓之不可保哉？”此可见人君一心，万化之原，必权度不差，而后能推行有序。凡斟酌治道，鉴别人才，以至于赏罚举措，皆当以此心之权度为准，而审察之也。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士，是战士。构，是两相构结。
孟子诘问齐宣王说：“吾王爱物之心重且长，而爱民之心反轻且短，则此心之权度，必有所由敝而失其准者。岂是要兴动甲兵，驱战士武臣于危亡之地，而构结仇怨于诸侯，然后快足于心与？不忍一牛之死，而忍万民之命，王试度之，则其长短轻重，较然可知矣。”齐王对说：“不然。这三件都不是好事，吾何为求快于此？所以不得已而为之者，将用以战胜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便嬖，是近习嬖幸之人。居上临下叫作莅。缘，是攀缘。
孟子闻宣王求大欲之言，因探问之说：“王之所大欲如何？可使臣得闻之与？”齐王有难于自言者，但笑而不言。孟子又设问说：“王所大欲，岂为肥甘之味不足于口与？轻暖之衣不足于体与？抑或为华采之色不足观视于目与？声音之美不足听闻于耳与？近习嬖幸之人不足备使令于前与？凡此数者，王之诸臣皆足以供应之而不缺，王岂为是而汲汲以求之耶？”齐王应之说：“不然。这几件都是小事，吾不为是而求之也。”孟子说：“王所欲既不在是，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王必是要开广土地，朝服秦、楚，临御中国，安抚四夷，使天下一统，然后王之大欲始遂耳。然求是大欲，必有大道。乃兴兵结怨以求之，以如是之所为，求如是之所欲，譬如攀缘树木而求水中之鱼，岂有可得之理哉？”
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邹、楚，是二国名。
齐宣王因孟子说他兴兵以图大欲，如缘木求鱼，疑其过当。乃问说：“缘木求鱼乃必不可得之事。今我兴甲兵，求大欲，虽未可遽得，岂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对说：“王疑我所言为甚，不知以此较彼，则王之所为，比那缘木求鱼更加甚焉。盖缘木求鱼，虽不能够得鱼，后来却无灾祸；使以那兴兵构怨之所为，求遂那霸王之大欲，尽心竭力为之，到后来非惟无功，且将招灾取祸，有必不可免者矣。”宣王因问：“后灾之说，可得而闻之乎？”孟子说：“这个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且如邹国与楚国交战，以王评论他两家，那家取胜？”宣王说：“楚人必胜。”孟子说：“王既知此，则可见战之胜败，不在兵刃既接之后，比权量势，有可预推者矣。盖以国之小者与大国战，其势固不敌也；以兵之寡者与夫众战，其势固不敌也；以力之弱者与强国战，其势固不敌也：此其事理，岂不章章较著哉？今海内之地，大约以每方千里计之，凡有九区。集合齐地而算之，不过千里，余皆列国所有。是于天下九分之中，才得其一分耳。今王欲以齐千里之一分，而服海内之八分，其强弱、众寡、小大，势不相当，就如以邹敌楚一般，必不能胜矣。岂不可为之寒心哉？我所谓必有后灾者如此。王必欲臣服海内，何不反其本而求之，以仁心而行仁政乎？盖能反其本，则小大、众寡皆所不计，而所欲者将不求而自至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商、贾，都是做买卖的人；居则为商，行则为贾。愬，是告诉。
孟子告齐宣王说：“我所谓反本者，不可他求，在行仁政而已。今王诚能推爱物之心，以行保民之政，为之兴利远害，为之厚生正德；凡法制品节之施，皆根之至诚恻怛之意，则不但本国之民被其泽而心悦，将见风声所达，无远弗届。使天下做官的，皆欲立于王之朝，以行其道；务农的皆欲耕于王之野，以安其业；商贾知关市之不征，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知道途之无滞，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有苦其君之暴虐，而求解倒悬之苦者，皆欲来告诉于王。民之归仁，其不约而同如此。其势殆犹水之就下，沛然孰能御之。由是而土地可辟，秦、楚可朝，莅中国而抚四夷，无不遂王所欲矣。何必兴兵结怨为哉？”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惛，是昏昧。恒产，是百姓每常久的产业。恒心，是人所常有的善心。不知而误堕其中，叫作陷。罔，是欺罔。
齐宣王闻孟子发政施仁之言，有感于心，遂诚心以求教说：“王天下之大道，诚不外于仁政。但我资质昏昧，无所知识，不能遽进于此道。愿夫子辅导我之志意，凡政如何而发，仁如何而施，明白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而为之，一一见之于施行，以求不负夫子之教焉。”孟子对说：“仁政莫先于养民，养民莫先于制产。盖礼义生于富足，故人惟有衣食之常产，斯有礼义之常心。若不假于常产，而自然能有恒心者，惟是那从事学问、习知礼义的士人方能如此。若寻常小民，没有常产，使无所资藉，为饥寒所陷溺，因就没有礼义之常心矣。苟无礼义之心，则将恣情纵欲，荡然于礼法之外；凡放纵淫辟、欹邪侈肆，一切不善之事，无所不为，而犯罪者众矣。为人君者，平时不能制常产以养民，及至陷民于有罪之地，然后从而加之以刑，则是欺愚民无知而陷害之，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安有仁人在位，以爱养百姓为心者，而肯为此罔民之事乎？吾王欲行仁政，其于制民之产，诚有不容缓者矣。”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畜，是养。驱，是驱使向前。
孟子告齐宣王说：“民无恒产，因无恒心，以至于无所不为：盖恒产所系之重如此。故明君之为治，必度地居民，计口授田。使一岁所出，上面足以奉事父母，下面足以畜养妻子。丰年收成好，用度有余，可饱食终身；或遇年岁凶荒，也有积蓄糊口，可以免于死亡。盖民之相生相养如此，然后驱使他去为善，他心无所累，从上教化自然省力。”此所谓‘民有恒产因有恒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承上文说：“明君之治民如此。如今制民之产不遵古法，使民不得尽力于农亩，而徒困于征求。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养妻子。虽当丰乐之岁，尚且迫于饥寒，终身受苦；一遇凶年，便转于沟壑，而不免于死亡。百姓当这等时候，皇皇然救死犹恐不足，那有闲工夫去讲习礼义哉！”此所谓‘无恒产因无恒心’也。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
“夫观恒心之有无系于恒产如此，王若欲发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则何不反求其本，以制民常产为先务哉？”夫民生之苦乐系于君，而君身之安危系于民。民乐生，则爱戴归向而君安；民疾苦，则忧愁思乱而君危。是明君治天下，必使家给人足，人人有乐生之心，然后祸乱不作，而治安可永保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一节是制民常产之法。
孟子又说：“制民常产之法无他，只是将小民田里树畜之利，与他定个经制而已。如一夫既受田百亩，外又有五亩宅舍。其宅舍周围墙下，叫他种植桑树以供蚕事，则丝帛有出，而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不要误了它孕字之时，则孳育繁息，而七十非肉不饱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不要妨误他耕耘收获的时候，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八口之家都有养赡，可无饥馁之患矣。恒产既制，则恒心可生。由是设为庠序，而慎重教化之事。又就其中，把孝悌两端申重反复，极其告谕之详，则民知爱亲敬长，乐为代劳，那年高颁白之人，无有负戴于道路者矣。人君定制立法，致使老者得以衣帛食肉，而又无负戴之劳；黎民不饥不寒，而又知孝弟之义；则教养兼举，治化大行。由是而土地可辟，秦、楚可朝，莅中国而抚四夷，不难矣。谓不能王于天下者，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者，正以此耳。区区霸功，何足道哉？”
按，此章齐王所问者霸功，而孟子则告以王道。至论王道之要，则不过推不忍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而已。故即齐王不忍一牛之心，反覆发明其可以致王之理，而以制民常产终焉。有志于三代之治者，宜深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