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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俄国驻尼斯总领事————致阿·费·奥尔洛夫的信————对孩子的侦查————福格特一家————从七等文官变为赋税农民————沙特尔乡的接待
（1850——1851）
我们从巴黎到达尼斯后一年，我写道：“我的悄然远遁只是空欢喜了一场，我在住处门口画五芒星符箓1也是白搭：我没有找到希望中的和平，也没有找到安静的避风港。五芒星符箓只能防恶鬼，防恶人任何符号也不管用————也许除非躲进与世隔绝的地洞才成。
“在1848年这一站和1852年这一站之间，我经历了一个枯燥而沉闷的、完全空白的时期，一段使我心力交瘁的路程————什么新事物也没有，有的只是令人心灰意冷的各种个人不幸；生活的车轮又脱落了一个。”
《法意书简》（1851年6月1日）2
确实，回顾那段时期，我便不禁悲从中来，仿佛想起了一次葬礼，一场大病，或者一次手术。即使不触及那覆盖在层层乌云下的内心生活，政治形势和报上的消息已足以使人逃进荒原了。法国像一颗坠落的行星，飞速走向了12月2日3。多灾多难的、被出卖的匈牙利，把德国送到了尼古拉的脚下。4各国雇佣的警察在一起开会，密谋策划，要为国际暗探事业采取共同的措施。5革命者依然只是做空洞的宣传。由于希望落空，站在政治运动前列的人迷失了方向。科苏特从美国回来后，失去了一部分人民的拥戴。马志尼在伦敦联合赖德律-洛兰和卢格，组织了欧洲中央委员会6……然而反动势力已越来越猖狂。
我和马志尼自从在日内瓦，后来在洛桑会面后，1850年又在巴黎碰头了。他是秘密进入法国的，住在一个贵族家里。他派了一个心腹把我找去，向我谈了在伦敦建立国际组织的事，问我是不是愿意作为俄国人参加；我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过了一年7，奥尔西尼到尼斯找我，把欧洲中央委员会的纲领和几份宣言交给我，还带来了马志尼再度邀请我参加的信。我不想参加委员会，当时我与整个俄国已完全隔绝，我还能代表俄国生活中的什么力量呢？但这不是唯一原因，我对欧洲委员会的不满另有缘故。我觉得，它没有深刻的思想做基础，内部不统一，甚至也没有这种必要，它的形式又是完全错误的。
委员会所代表的运动的那个方面，即恢复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在1851年还不够强大，不应公开成立组织。这种委员会的存在只是证明英国立法当局的容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英国内阁不相信它有什么力量，否则它势必对外国人通过一项法令，或宣布对他们不适用人身保护法8，予以取缔。
欧洲委员会除了吓唬各国政府以外就毫无用处，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最认真的人也极容易陶醉在形式主义中，让自己相信他们在做着什么，例如定期开会，编写文件、会议记录，讨论问题，投票表决，作出决议，印制宣言，发表政治主张等等。革命的官僚主义正如我们的文牍主义，把行动变成了文字和形式。在英国，形形色色的团体不计其数，它们都要召开隆重的会议，出席的有公爵和勋爵，教士和大臣。司库募集捐款，作家编写文章，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这些聚会大多是慈善性的，或宗教性的，它们一方面提供了消闲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使从事世俗活动的基督徒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是革命的元老院在伦敦不可能始终保持这种温顺、和平的性质。这是大声宣告的秘密活动，敞开大门进行的地下工作，也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
秘密活动必须是秘密的。只有在英国和美国，秘密组织的时代已经过去。任何地方，只要有少数派，有群众中的先知先觉，企图把他们所理解的思想付诸实施，又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那里就必然形成秘密团体。我这么讲是毫无偏见的；自从少年时期的企图在1835年以我的流放告终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参加任何秘密组织，但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把力量用在个人奋斗上更好。我不参加是因为我还没遇到一个组织符合我的要求，我可以在那里发挥我的力量。如果我遇到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团体，我会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去。
委员会的另一个错误或另一个不幸，在于它缺乏统一性。把形形色色的要求汇集到一个中心，只有在可以发挥集体力量的真正的统一下才能办到。如果参加委员会的每个人只代表自己这个唯一的民族，这还妨碍不大，因为他们对一个主要敌人————神圣同盟的仇恨是统一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观点只在两个否定的原则（否定君主政体和社会主义）上取得一致，在其他方面并不一致，那么为了统一，让步是必要的，但这种让步势必损害每人所代表的民族的单方面利益，为了大合奏只触动某几根弦，结果这几根弦发出的声音特别响，这支混合乐队奏出的和声也变得不和谐、不协调、不平稳了。
看过奥尔西尼带来的文件后，我给马志尼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马志尼！我真诚地尊重您，因此不怕向您坦率地陈述我的意见。不论如何，请您耐心地、宽容地看完我的信。
“您可以算得是当代主要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您的名字是一直得到同情和尊敬的。可以不同意您的观点，您的行动方式，但是不能不尊重您。您的过去，1848年和1849年的罗马，使您不得不高傲地度着伟大的鳏居生活，等待着革命形势把预言革命必将到来的战士召回它的行列。正因为这样，我感到痛心，看到您的名字与一些毫无作为、只能败坏整个事业的人的名字，与那些给我们造成过灾难、也只能造成灾难的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这可能成为怎样一个组织？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论是您还是历史，都不需要这些人，对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宽恕他们的罪行。您指望用您的名字掩护他们，您指望他们分享您的影响，您的过去，可是他们能给予您的只是他们的不得人心，他们的过去。
“在那些宣言中，在《流亡者》9中，有什么新的东西？在那里能看到2月24日10以后的严峻教训吗？这只是从前的自由主义的继续，不是新的自由的开始————这是尾声，不是前言。为什么在伦敦不可能有您所希望的组织？因为它不能建立在不明确的目标上，只能以深刻的共同的思想为基础，可是这基础在哪里呢？
“你们的宣言是你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是完全真诚的，然而谁能在一份以上帝的旨意为名义发表的宣言后面，读到阿尔诺德·卢格的名字而不哑然失笑呢？11卢格从1838年起一直在宣传哲学的无神论，就他而言（如果他的思维还合乎逻辑的话），上帝的旨意应该便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源头。这个让步是外交手腕，政治策略，我们的敌人的办法。何况这一切并非必要。宣言的神学部分纯粹是多余的，它无助于阐明观点和获得群众的支持。人民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和教会。自然神论是理性主义者的宗教，这是代议制在信仰上的应用，包含在无神论形体中的有神论。
“就我而言，我宣传与不彻底的革命者的彻底决裂，离他们两百步还能嗅到反动的气息。他们的肩上背着千百个错误的包袱，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辩护，最好的证明便是他们仍在重复这些错误。
“《新世界》12上的文章同样空洞得可怕，那全是索然无味的炒冷饭，既幼稚又枯燥，简直叫人难以下咽。
“请不要以为，我这么讲是为了逃避工作。不，我不会无所事事，我的血管里有着太多的血，性格中有着太多的活力，我不可能扮演袖手旁观的角色。从十三岁起我就在为一个思想奋斗，站在一面旗帜下————反对一切专制政权，反对一切奴役，维护人的无条件的独立。我希望继续从事我小小的游击战————做一个真正的哥萨克……像德国人说的，自己做事自己负责；在革命的大军没有真正形成以前，暂时不做它的正规战士。
“在等待它的时候，我便写作。也许这等待会延续很久————人们的发展变化莫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讲话、呼吁、劝导却是我能办到的，我要全心全意这么做，决不动摇。
“亲爱的马志尼，请原谅我写得这么坦率，这么长，继续保持对我的一点喜爱，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背弃了您的事业，因而也是背弃了自己的信念的人。
1850年9月13日于尼斯”
马志尼为这信回答了几行友好的话，他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只是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以便统一行动，对大家的不同观点表示忧虑等。
就在马志尼和欧洲委员会想起我的那个秋天，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反欧洲委员会13也想起了我。
一天早晨，我家的女仆露出有些担心的脸色向我通报道，俄国领事在楼下，问我能不能接见他。我本来认为我同俄国政府的关系已经结束，因此对领事的来访不免有些吃惊，猜不出他对我还有什么贵干。
进来的是一个像德国人的官员，属于第二流的角色。
“我有事通知阁下。”
“尽管我毫不知情，”我回答道，“也不知它是什么性质，我几乎相信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请坐下吧。”
领事红了脸，有些不安，然后在沙发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摊开，念道：“宫廷侍从将军奥尔洛夫伯爵通知涅谢利罗德伯爵14，皇……”念到这里又站了起来。
幸好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在巴黎我们的大使馆中，秘书向萨佐诺夫宣读沙皇命令他回国的圣旨时，曾肃然起立，当时萨佐诺夫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机械地站了起来，其实秘书这么做是出于职务上的需要，因为臣子在讲到皇上时必须肃立，把头微微俯下。这样，随着领事的起立，我故意靠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而且但愿他能看到，一边向他点点头，说道：
“往下念吧，我在听呢。”
“皇上命令，”他继续念，重又坐下，“某某人应立即回国，并向该人宣布，不论其提出何种不能立即动身之理由，一概不准延期。”念完后他便不再作声。
我也一言不发。
“我该怎么回复上面？”他问，一边折好了纸。
“我不打算回国。”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回国。”
“您考虑过没有，这一步……”
“考虑过了。”
“那怎么这样……请问我怎么复函？根据什么理由？……”
“不是不准提出任何理由吗？”
“我是说我该怎么复函，要知道，这是违抗圣旨！”
“那您就这么回复吧。”
“这是不可能的，我永远不敢这么写，”于是他的脸更红了，“说实话，您还是改变主意的好，趁现在这事还没闹到外边去。”（领事先生大概以为第三厅是与外界隔绝的。）
不论我的博爱精神怎么强烈，我还不能为了减轻驻尼斯领事回复上司的困难，甘愿坐进列昂季老爹15的彼得保罗隐修室，或者奔赴涅尔琴斯克，何况那时叶夫帕托里亚的败绩和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的肺炎16还没有一点影子呢。
“难道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一秒钟也没怀疑过我会回国吗？您不妨忘掉领事的身份，替我想想。我的领地已收归国家管制，我母亲的存款已被扣留，在做这一切时从没问过我一声，我想不想回国。在这以后我还回国，这不是发疯了吗？”
他不知说什么好，脸仍红红的，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聪明的、主要是新的主意。
“我无法想象……”他说，“我理解您的困难处境，但另一方面，皇上是慈悲为怀的！”我望了他一眼，他的脸又涨得通红了。“再说，您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呢？您不妨给我写一封信，说您病得很重，我可以把它转呈伯爵。”
“这已经是老花招了，况且我没有必要说谎。”
“好吧，那么劳您大驾，给我写个书面答复吧。”
“可以。您把念过的公文留一份给我好吗？”
“这不符合规定。”
“很可惜。让我自己回忆吧。”
尽管我的书面答复十分简单，领事还是怕得要命，好像他会因此被调到一个偏僻地方，例如贝鲁特或的黎波里，以致直截了当对我说，这样的答复他不敢接受，也不敢转呈。我再三告诉他，这件事他什么责任也不用负，他还是不同意，要求我重写一份。
“这不成，”我反对道，“我采取这一步不是开玩笑，我也不想提出任何荒谬的理由，我的答复就是这信，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对不起，”那位自从尤尼乌斯·布鲁图和卡尔帕尼乌斯·贝斯蒂亚以来最仁慈的领事说道17，“您这信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奥尔洛夫伯爵的，我不过代为转呈而已。”
“这并不困难，只要把‘亲爱的领事’改成‘亲爱的伯爵’即可，这我同意。”
我抄信时忽然想到，为什么给奥尔洛夫的信要用法文。如果用俄文写，那么他的办公室或第三厅里的那些老官僚便可能读到此信，它还可能送往枢密院，那么年轻的秘书课长也可能把它拿给文书们看，我为什么不让这些人都读到这信呢？于是我重抄时把它译成了俄文。这就是信的内容：
“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伯爵阁下：
“帝国驻尼斯领事通知我，皇上命令我回国。尽管我愿意回国，但在我的处境尚不明确以前，我碍难照办。
“一年多以前，我还没有收到要我回国的任何通知，我的产业已遭到查封，我放在私人手中的文件已被没收，从莫斯科汇给我的一万法郎也被扣留了。对我采取的这些严厉的非常措施说明，我不仅受到了指控，而且在未经任何查询、任何审问之前，已认定我有罪，并剥夺了我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对我的惩罚。
“我不可能指望，单单回国便能使我免除政治案件的悲惨后果。我觉得我的一切行为很容易解释，但是在这样的案件中要审问的是我的观点和理论，判决也得根据它们做出。那么我能够，或者我应该让自己和家庭接受这样的审问吗？……
“阁下想必能谅解我的答复的单纯和坦率，并向皇上转呈我不得不继续留在国外的原因，尽管我对回归祖国具有真诚而深刻的愿望。
1850年9月23日于尼斯”
我确实不知道，怎样才能答复得更客气一些，更简单一些，但是我们一向习惯了奴性的沉默，因此连这封信，尼斯的领事也认为大逆不道，奥尔洛夫本人大概也是这样。
沉默，既不笑，也不哭，而是按照规定程式回答，既不歌颂，也不谴责，既不高兴，也不悲伤，这便是专制制度的理想，每个臣民都得照此行事，而且士兵已经照办；但这是通过什么途径做到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件事。
尼古拉有一次阅兵时，看到排头的一个年轻人戴着一个十字勋章，便问他：“这是在哪里得到的？”不幸这个兵是淘气的中学生出身，想趁机卖弄一下自己的口才，于是回答道：“在陛下战无不胜的鹰旗下取得的。”尼古拉严厉地看了他和将军一眼，气呼呼地走了。将军跟着他，经过士兵面前时，举起拳头在他脸前扬了扬，说道：“当心我把你这个狄摩西尼18钉进棺材！”
在这样的奖励下，可想而知，口才不可能扬眉吐气！
摆脱了皇帝和领事之后，我得设法改变没有护照的地位了。
前途一片黑暗，不容乐观……我可能死，那个脸红的领事可能到我家中搜查，取走我的证件，想到这一点，我不得不考虑在什么国家取得国籍的问题。不言而喻，我选择了瑞士，尽管正是在这个时期瑞士的警察对我耍了一套花招。
我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大约一年，我们吃惊地发现他完全没有听觉。医生的多次诊断和试验很快证明，恢复听觉已不可能。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像一般人做的那样听其自然，让他也成为哑巴。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一些学校，根本不能叫我满意。用手势和符号交谈，这不是谈话，谈话就得用口腔和嘴唇。从书上我知道，在德国和瑞士，有人进行了实验，让聋哑人像我们一样讲话，并从嘴唇的形状得知别人讲的话。在柏林我第一次见到了对聋哑人所作的讲话教育，还听到了他们怎样朗诵诗歌。这比勒佩神父19的方法已前进了一大步。在苏黎世，这种教学又获得了很大改进。我的母亲非常宠爱科利亚20，决定带他到苏黎世住几年，让他上那儿的学校。
这孩子天然具备一些特殊的才能：永恒的宁静笼罩着他，使他活跃而热烈的天性集中向内，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同时这也养成了他异常敏锐的造型上的观察能力，他的眼睛总是闪动着智慧和专注的光芒；到了五岁，凡是到过我们家的人，他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还故意夸大某些特点，变得像漫画似的那么有趣，使人不能不发笑。
他进了学校半年已获得很大进展。他的声音低哑，重音也不太清楚，但他已能非常流畅地讲德语，别人对他讲的话，只要音节分明，他也都能理解。一切进行得再好没有，我途经苏黎世时向校长和教务委员会表示了谢意，说了不少感激的话，他们也对我很好。
但是我离开后，苏黎世市的长老们发现，我根本不是俄国伯爵，只是俄国的流亡者，而且还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激进派的朋友，与他们所仇视的社会主义者有来往；比这一切更坏的是我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公然承认这一点。最后这个事实是他们从那本可怕的书《来自彼岸》上读到的，这本书仿佛故意捉弄他们，是在他们鼻子底下由苏黎世一家最好的印刷所印行的。得知此事后，他们认为接受一个既不信仰路德，也不信仰罗耀拉21的人的儿子在那儿上学，这是他们的耻辱，因此便寻找办法，要摆脱这个孩子。由于这个问题与上帝的旨意有关，上帝马上向他们指出了一条道路。市警察局突然提出，要查验孩子的护照，我从巴黎复信时，认为这只是官样文章，因为科利亚确实是我的儿子，在我的护照上已注明这一点，只是由于我与俄国大使馆的紧张关系，我没有为他单独申请护照。但警察局不满意，威胁要从学校和该市驱逐孩子。我在巴黎讲了这事，一个熟人把它登上了《国民报》。警察局怕张扬出去有失体面，便声明它不是要驱逐孩子，只是要我缴付一笔不大的“保证金”，担保孩子不是别人，而是他本人。几百法郎怎么就能保证呢？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的母亲和我付不出这几百法郎，难道孩子就应该被驱逐吗？（我通过《国民报》提出了这问题。）在19世纪，在自由的瑞士，却发生了这种事！这以后，我已不想再让孩子待在这个驴子的洞穴中了。
但是怎么办呢？幸好学校中有一个最好的教师，是热心于聋哑人教学的年轻人，具有十分广博的知识，他不同意犹太教公会式警察局的意见，而且又是引起苏黎世州长老们义愤的那本书的忠实读者。我们建议他辞去学校的职务，到我母亲家中教书，然后跟她一起前往意大利。他当然满口答应。学校当局气坏了，但没有法子。我的母亲带了科利亚和施皮尔曼到了尼斯。动身前，她派人去索回保证金，他们借口科利亚还在瑞士，没有给她。我从尼斯写了信。苏黎世警察局要我提供材料，证明科利亚已在皮埃蒙特22获得了合法居留权……
这太过分了，我给苏黎世州州长写了下面这封信：
“州长先生：
“1849年我的孩子五岁时，我把他送进了苏黎世聋哑学校学习。过了几个月，苏黎世警察局向我母亲要他的护照。由于在我们本国从不查看婴孩和在学校读书的孩子的身份证，因此我的儿子没有单独的护照，只是附在我的护照上。苏黎世警察局不满意这解释。它要保证金。我的母亲为了免得孩子遭受苏黎世警察局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被勒令出境，因此缴付了该款。
“1850年8月，我的母亲打算离开瑞士，要求发还保证金，但遭到苏黎世警察局的拒绝；它得确切知道孩子业已离境之后才予发还。我的母亲到达尼斯之后，便委托阿维陀尔先生23和舒尔特格斯先生24领取该款，同时提交了证件，说明我的被怀疑的六岁的儿子已在尼斯，不在苏黎世。苏黎世警察局仍不同意发还保证金，这时它要求的是另一种证明，即由此地警察局证明，我的儿子已‘正式获准在皮埃蒙特居住’。舒尔特格斯先生把这意见通知了阿维陀尔先生。
“看到这种在苏黎世警察局中发生的有趣的怪现象，我拒绝了阿维陀尔先生劝我提交新证件的建议，尽管他极其关切，愿意亲自为我领取。我不想满足苏黎世警察局的这个要求，因为它虽然权力极大，还是无力行使国际警察的职权，也因为它的要求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皮埃蒙特的侮辱。
“州长先生，撒丁政府是文明的、自由的政府。它怎能不允许一个六岁的、有病的孩子在皮埃蒙特居住呢？我确实不明白，对苏黎世警察局的这种要求该作何解释————是对我们的奇怪的捉弄，还是对保证金具有特殊的爱好？
“州长先生，我把这事提请您明断，并要求阁下，如再度拒绝，务请费心向我说明原由，因这事过于离奇，又涉及我的切身利益，我认为我没有义务不向全社会公布此事。
“我已再次写信请舒尔特格斯先生汇交此款，并可大胆向您保证，不论是我的母亲，是我，还是我被怀疑的孩子，在遭到警察局的一切刁难之后，都决不会再存丝毫重回苏黎世的奢望。在这方面已毫无危险可言。
1850年9月9日于尼斯”
不言而喻，这以后，苏黎世警察局尽管具有统治全世界的野心，还是发还了保证金……
……除了加入瑞士国籍，我不想在欧洲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取得国籍。主动归顺任何国王，作他的臣民，都是我所不乐意的。我离开一个坏老爷，不是为了投靠一个好老爷，而是要摆脱奴役地位，成为自由的耕耘者。因此只有两个国家供我选择：美国和瑞士。
我非常尊重美国，我相信它有远大的前途，知道它今天已比过去加倍接近欧洲，但是美国的生活令我厌恶。很可能，那些倔强的、粗犷的、严峻的气质在那儿形成另一种性格。美国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建成，工人和技术人员穿着日常的工作服，正在那儿扛木材，抬石块，有的锯，有的砍，有的钉，忙忙碌碌……为什么外国人要住进这幢还没建成的屋子呢？
除此以外，正如加里波第说的，美国是一个使人“忘记祖国的国家”，那么让那些对祖国失去了信心的人投奔那儿吧，他们应该离开自己的墓园。但是对我说来却正好相反，随着我对拉丁-日耳曼的欧洲失去一切希望，我对俄国的信心重又恢复了————当然，在尼古拉死前回国，那是荒谬的。
这样，我只剩了一条路：与海尔维第联盟25的自由人士联结在一起。
法齐在1849年已答应让我在日内瓦取得国籍，但一直拖延没办，也许他不愿由于我的入籍使他州内又多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叫我厌恶。我不得不度过这一段困难时期，最后几堵墙壁已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倒在我的头上，危机一触即发……卡尔·福格特26建议我为加入国籍的事写信给尤·沙勒27，他当时是弗里堡州州长和当地激进派的领袖。
但提到福格特，首先得谈谈他是何许人。
在德国单调、狭隘、宁静的生活之流中，有时像对它的补偿似的，会出现一些茁壮刚强的家庭，它们充满生机、毅力和才华。那些天资聪颖的人一代接一代诞生，他们人数极多，连绵不断地保持着发达的智慧和体魄。当你在一条偏僻阴暗的小巷中，看到一幢并不显眼的、建筑古老的房子时，你很难想象，一百多年来，有多少年轻人从它磨光的台阶上下来，肩上挂着背包，包里装着用头发和攀折的花朵制作的各种纪念品，那些由母亲和姐妹含着泪水赠予他们、祝他们一路平安的礼物……走进了世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科学上出人头地，成为著名的医生、自然科学家或文学家。他们离开后，那幢瓦顶的小房子里又会出现新一代的大学生，准备挺起胸膛，在茫茫的未来中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尽管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有值得继承的范例和血统。每个人一开始就知道，到了一定的时候，老奶奶就会送他走下石台阶————这位老奶奶曾亲手把三代人接到世上，在小木盆中给他们洗澡，然后满怀希望地送走他们；他知道，高傲的老奶奶也对他充满信心，相信他会有所成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有时，过了许多年，这一切分散在各地的人会团聚在老房子里，他们老了，但他们是挂在小客厅中的那些画像的本人，尽管在画像中他们还戴着大学生的制帽，裹在大髦里，被画师以伦勃朗的笔法渲染得栩栩如生。这时屋子里变得热热闹闹，两代人彼此见了面，相聚一堂……然后又各自回转工作岗位。当然，这种会面总会使哪一个对另一个产生持久不衰的好感，当然，在这种场合，感伤、眼泪、意外的馈赠、甜甜的果浆馅饼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小小的涟漪在现实生活的诗歌面前会逐渐平息，那是充满活力和行动的诗歌，在贵族阶级退化的病态的孩子中间已很难见到，在必须严格按照自己的收支账目生育相应数量孩子的资产阶级中，更是难以见到了。
这种具有古日耳曼风味的家庭是令人神往的，福格特便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
福格特的父亲是伯尔尼一位非常卓越的医学教授；母亲出身于福伦家族，这是个独特的家族，在瑞士日耳曼家庭中曾名噪一时。福伦家的人在土根邦德28和大学生协会29时期，在卡尔·桑德30和1817至1818年的政治狂热时期，是青年德意志的领袖人物。福伦家一个人曾因瓦特堡纪念路德的活动被捕入狱，31他确实作了煽动性演说，接着又把耶稣会图书和反动书报，以及专制和天主教权力的一切象征付之一炬。大学生们幻想把他推上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帝国的皇位。在1849年，他的外孙卡尔·福格特真的当了这个帝国的“代理摄政”32之一。
在福伦家的外孙和伯尔尼教授的儿子的血管里，一定流动着健全的血。要知道，归根结底一切都在于化学成分，在于元素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卡尔·福格特是不会与我争论的。
1851年我路经伯尔尼。一下驿车，我就带着福格特的信去找他父亲了。他在学校里。我见到了他的妻子，一个殷勤、愉快、非常聪明的老太太；她把我作为她儿子的朋友接待，马上带我观看他的画像。她的丈夫最早要六点钟才能回家；我非常想见到他，后来又去了，但他已出门为一个病人会诊。老太太第二次见到我已像个老朋友，带我走进饭厅，要请我喝一杯酒。一张大圆桌占据了屋子的一部分，它是固定在地板上不能移动的；我早已听福格特谈起过这张桌子，因此见到它觉得特别亲切。它的中心部分可以绕着一根轴转动，那上面放着各种食品：咖啡和酒，还有进餐需要的一切，如碟子、芥末、盐等等，因此不必麻烦别人，也不用仆人侍候，每人都可以把需要的东西，如火腿或果酱，转到自己面前。只是不能心不在焉，或者讲得太起劲，否则难免要芥末时却把匙子伸进了糖缸，因为别人可能也在转动桌面。在这个兄弟姐妹不少，又常有熟人和亲戚会集的大家庭中，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时间安排，晚上要一起用餐是不容易的。谁回到家中，想吃什么，就可以坐到桌边，把桌面转向左边，转向右边，自己掌握一切，十分方便。母亲和姐妹们只要在旁照顾一下，吩咐送上这道菜或那道菜就可以了。
我不能在那儿等候，法齐和沙勒当时在伯尔尼，晚上要来找我。我答应如果我还能耽搁半天，我会再去看他们；临走前，我邀请福格特的小兄弟，一个法学家，上我那儿吃晚饭。我没有请老人，因为时间已这么晚，他又忙了一天，不便再麻烦他。但是将近十二点时，茶房领着一个人小心翼翼推开了门，通报道：“福格特教授先生”，我马上从桌后站了起来，迎上前去。
老人进屋了，他身材相当高，容貌聪慧，富于表情，显得精神矍铄，生气勃勃。
“您的来访对我真是加倍可贵，”我对他说，“在您劳累一天之后，我没敢请您这么晚出门。”
“可我不愿在伯尔尼错过见到您的机会。我听说，您已到我家去过两次，又邀请了古斯塔夫，我只得做不速之客了。我见到您非常非常高兴，不仅卡尔在信上谈到了您，而且不是说恭维话，我很想认识《来自彼岸》的作者。”
“我衷心感谢您，这儿是椅子，请坐吧，我们正在吃晚饭，您要点什么？”
“我不想吃什么，但很愿意喝一杯酒。”
他的外表、谈吐和举止，显得那么从容不迫，它们流露的不是那种拘泥古板、多愁善感的衰弱老人的慈祥，而是坚强自信的人所表现的温厚心理。他的出现丝毫没有使我们感到拘束，相反，还使气氛更活跃了。
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不论谈什么，他似乎都很熟悉，而且对答如流，妙趣横生，有自己的见解。有人提到了联邦音乐会，它是这天上午在伯尔尼大教堂举行的，除了福格特，大家都参加了。音乐会规模巨大，瑞士各地的音乐家和男女歌唱家全都汇集到了这儿。音乐当然是圣乐，演奏的海顿的名作《创世记》技巧纯熟，表现深刻。听众全神贯注，但很冷淡，走出大教堂时，像做了礼拜出来。我不知道他们的虔诚精神怎样，但情绪是不高的。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由于一时不慎，我向一起走出大教堂的几个熟人谈到了这一点；不幸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学者，热情的音乐家，他们听后便攻击我，宣称我是门外汉，不适宜听深刻、严肃的音乐。“您只喜欢肖邦的圆舞曲。”他们说。我想，这还问题不大，但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因此没有申辩。
必须有极大的勇气才能承认自己的印象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或偏见相反。长期以来，我不敢在旁人面前公开说，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33索然无味， 《新爱洛伊丝》34使我无法读完， 《赫尔曼与窦绿苔》35虽然是一部杰作，但枯燥得叫人讨厌。我向福格特谈了这样的意思，告诉了他我对音乐会的看法。
“那么，”他问，“您喜欢莫扎特吧？”
“非常喜欢，无条件喜欢。”
“这我理解，因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生活在现代的人怎么能矫揉造作到这种地步，以致在那样的宗教情绪面前会感到其乐无穷，十分自然呢？对于我们，正如不可能有宗教文学一样，也不可能有虔诚派音乐————它们在我们眼里只有历史意义。相反，莫扎特表现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他的曲子发自内心丰富的感觉和热情，不吐不快，不是为了祈祷。我记得，当《唐璜》，当《费加罗的婚礼》36刚出现时，它们使人多么兴奋，带给了我们多少新的欢乐的源泉！莫扎特的音乐开创了一个新世纪，正如歌德的《浮士德》，正如1789年一样，是人类智慧的革命。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尘世生活闯入了音乐；随着莫扎特的出现，革命和新世纪走进了艺术中。是的，在《浮士德》之后，谁还会读克洛卜施托克37的诗歌，没有信念的人谁还会去听音乐中的这种礼拜仪式？”
老人娓娓而谈，讲得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我在他的酒杯里又斟了两次酒，他没有拒绝，也不忙着喝。最后他看了看表。
“哎哟！已经两点了，再见，九点钟我还得去看一个病人。”
我怀着真诚的友谊送他回家。
过了两年，事实证明他那盖满白发的头脑还多么清醒有力，他的理论还多么接近真理，那就是说多么接近实际。库德利赫医生38是维也纳的流亡者，向福格特的一个女儿求婚，父亲同意了，但是新教宗教事务所忽然要未婚夫提交出生证件。他是流亡者，当然不可能从奥地利弄到证件，因此他提交了对他进行缺席审判的判决书。本来这事只要有福格特一人证明和同意就可以了，但伯尔尼的虔诚派教徒出于对福格特和一切流亡者的仇视，坚持要出生证。于是福格特邀集了所有的朋友和教授，以及伯尔尼的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宣布了这件事，然后把女儿和库德利赫叫来，拿起他们的手，给他们主持了婚礼，向在场的人说道：
“朋友们，我请你们作证，我作为父亲祝福这婚姻，并根据我女儿本人的意愿，把她嫁给这个人。”
这个行动吓坏了瑞士的虔诚派教会，它又恨又怕，因为开创这先例的不是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不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而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人尊敬的老人。
现在我得丢下父亲，谈他的大儿子了。
我与他是1847年在巴枯宁家认识的，但直到我们住在尼斯的两年才特别接近。他不仅思想豁达，而且在我见过的人中，性格也是最开朗的。如果我知道他不致活得太久，我还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可惜命运是不可预测的，它让他一直活到了现在，然而它给予他的却只是偏头痛。他的天性是实际的，活跃的，对一切都开诚布公；他具有获得幸福生活的许多条件，永远不致烦恼的全部条件，几乎没有什么会引起他内心的痛苦，他也不会让不满的思想折磨自己，在理论上既没有怀疑和困惑，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忧虑和不能实现的理想。他是自然美的热烈崇拜者，孜孜不倦的科学工作者，一切在他看来都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他根本不是迂腐的学究，他像艺术家一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它便是他的乐趣；从性格上说他是激进的，从气质上说他是现实的，但是从他对待事物的明朗而仁慈的讽刺态度看，他是具有人道精神的人。他的生活环境再也确切不过地可以应用但丁的那句话：“这儿的人是幸福的。”39
他过着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日子，什么地方都不退缩，什么地方都站在第一线；他不怕痛苦的真理，像观察水螅和海蜇一样观察着人们，除了人们所能给予的，他从不向这些人，也不向那些人提出任何要求。他的观察并不肤浅，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超过一定的深度，因为在那个深度以下，一切便不再明确，可以说事实上已脱离了实际。人们以痛苦为乐的那种神经质的漩涡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对生活抱着单纯而明朗的态度，这从他健康的观点中排除了那种既悲伤又兴奋的诗意，那种病态的幽默感，尽管这是我们所喜爱的，正如我们喜爱一切惊险和刺激的东西一样。我已说过，他的讽刺是善意的，他的嘲笑是愉快的；他第一个会对自己的戏弄发出由衷的微笑，然而这些笑谈却弄得那些教授学究和圣保罗大教堂40议会中的同人们大为扫兴，损害了他们舞文弄墨和喝啤酒的乐趣。
这种对生活的实际态度是我们共同的，一致的，正是它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的生活和发展千差万别，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福格特那种和谐与统一。他受的教育如此正规，正如我的毫无系统一样；无论从家庭的渊源看还是从理论的成长看，他都是一脉相传，继承了家庭的传统。父亲始终作为榜样和鼓舞者站在他的旁边；遵照他的样子，他研究了自然科学。在我们那儿，两代人之间通常是有隔阂的，没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联系。从早年起，我就与周围一切人的观点相对立，在育儿室中已成了反对派，因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先不是福伦们，而是地主和参政官。走出育儿室以后，我又以同样的愤慨投入了另一场斗争，后来刚结束大学生活，又走进了监狱，接着便是流放。科学研究到此中断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种研究工作————研究这个一方面灾难深重、另一方面卑鄙无耻的世界。
由于对这种病理现象的厌烦，我如饥似渴地投入了哲学研究，而福格特却对哲学怀有无法遏止的反感。读完医科大学之后，他取得了医生的证书，只是他不想开业，说他对这种医学魔法缺乏足够的信念，又全心全意投入了生理学的研究。他的著作不仅立刻引起了德国学术界，也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注意。他成了吉森大学的比较解剖学教授，李比希41的同事（后来与他在化学神学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论争），然而就在这时，1848年的革命风暴把他从显微镜旁边吹走，送进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不言而喻，他站在最激进的一边42，发言十分尖锐和大胆，使温和的进步分子，有时也使并不温和的普鲁士国王43不能忍受。他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可是客观形势使他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当担任帝国摄政的约翰大公44终于撕下仁慈和平民派（这是由于他娶了一个驿站长的女儿，有时穿穿燕尾服才获得的声望）的假面具时，福格特和四个同事被推选组成五人摄政团代替了他。这时，德意志的革命迅速走到了下坡路：各个政府已达到目的，赢得了必要的时间（这是梅特涅的主意），再容忍议会便不符合它们的利益了。被驱逐出法兰克福的议会像鬼魂一样在斯图加特游荡了一个时期，获得了“影子国会”的可悲名称之后，便被反动势力扼杀了。45等待摄政们的只是监狱和苦役，他们只能一走了事……福格特翻山越岭到了瑞士，掸掉法兰克福大教堂的尘土，在旅客登记簿上写的是：“卡·福格特，日耳曼帝国摄政团成员，在流亡中”；他又恢复了泰然自若、无牵无挂的愉快心情，对自然科学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为了研究海生植形动物，他于1850年到了尼斯。
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走过不同的道路，我们是在科学上清醒的成年时期相遇的。
我是不是像福格特那么始终如一，是不是那么清醒地对待生活？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不过我不知道，从清醒开始是不是好；它固然可以防止许多灾祸，但也可以使人丧失对生活中一些美好时刻的感觉。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幸好对每个人说来，它不是由推理和意志，而是由素质和形势决定的。从理论上说我已获得解放，我并不想保留各种不一致的信念，但是它们会自行留在我的心中————我克服了革命的浪漫思想，然而对进步和人类的神秘信念，比其他神学信条更加顽强；即使我也克服了它们，在我身上仍会残留着对个人的崇拜，对两三个人的信仰，对自己和对人的意志的信心。这中间当然存在着矛盾；内在的矛盾会导致不幸，这是特别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因为它们先期剥夺了人的最后安慰————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无辜的理由……
在尼斯，福格特以非凡的勤奋从事工作……地中海边温暖平静的海湾为各种海上生物提供了丰富的孳生地，以致随处可以找到它们。到了夜里，它们的磷光闪闪烁烁，像垄沟似的分布在海面；在船身和船桨的后边，纽鳃鳟46几乎可以用手，用任何器皿随意捞到。因此这里有取之不尽的材料。从一清早起，福格特便对着显微镜坐下，观察，绘图，记录，阅读，到了五时，便去游泳（他在水里像鱼一样灵活），有时跟我一起，然后上我家吃饭；他永远是愉快的，随时准备进行学术论争，或做各种小事，跟着钢琴唱些滑稽歌曲，或者给孩子们讲故事，他的话总是那么生动，孩子们会一动不动接连听几个小时。
福格特具有杰出的教育才能。他在我家里半真半假地给女士们讲过几次生理学。他讲的一切都这么有趣，这么单纯，表达得这么鲜明生动，而他为了达到这种明确性所经历的漫长路程，却没有人知道。教育的全部任务正在这里————为了使科学变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就得迫使它用简单的、普通的语言说明自己。
没有不能懂的科学，只有不能懂的叙述，那就是还没有消化的语言。学者的语言是程式化语言，与符号无异，这是一种速写，一种代用品，只适合于学者；内容隐藏在代数公式中，是为了在揭示规律时不必千百次重复同一些话。在通过一系列烦琐的方法时，科学的内容身上长满了这类学院的杂草，而教条主义者习惯了这套乖僻的语言，不会使用别的语言，它对于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年老之后，他们甚至觉得这种语言非常宝贵，这是他们用血汗挣到的收获，与庸俗的语言是不同的。随着我们从学生走向实际知识，桁架和脚手架就变得讨厌了，我们要求单纯的叙述。谁没有看到，初学者使用的艰难术语总是比精通的人多得多？
科学上晦涩的第二个原因来自教学者的不良用心，他们企图掩盖一部分真理，回避危险的问题。科学怀有某种目的，而不是传播真正的知识，它就不是科学。它应该具备直言不讳的勇气。谁也不能指责福格特不够坦率，畏缩退让。倒是“感情脆弱的人”会责备他过于直截了当，过于直截了当地说明他所认识的、与公认的谎言针锋相对的真理。基督教观念使我们习惯了二元论和理想的思维方式，以致一切自然而健康的东西反而引起我们的不快。我们的智慧经过许多世纪的歪曲，看不惯毫不掩饰的美和日光，需要阴暗的粉饰。
不少人读了福格特写的东西十分气愤，认为他满不在乎地接受了最尖锐的结论，轻易抛弃了公认的事物，毫不痛心，也不想花大力气，便企图调和神学与生物学，仿佛神学根本不在他的话下。
确实，福格特的个性就是这样，他从来不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改变，他那直率的现实主义便来源于此。神学的诘难对他只具有历史意义；从他朴素的观点来看，二元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他不屑与它展开认真的论争，正如他的对手们（化学神学家和生理学圣父们）也不可能郑重其事地去驳斥魔法或占星术。福格特只是以嬉笑怒骂的方式答复他们的攻击，但是不幸，这是不够的。
他面对的那些无稽之谈是普遍的看法，因而是十分严重的。人脑的童年时期正是这样，它不能接受简单的真理；对于不明事理、迷惘、混乱的头脑而言，只有不能理解的事物，不可能的或荒谬的事物，才是可以理解的。
不用讲普通的老百姓，就连文学和教育界，法律和知识界，政府和革命家们，也争先恐后地支持人类世代相传的荒唐见解。正如七十年前严峻的自然神论者罗伯斯庇尔之处死阿纳卡西斯·克洛斯47一样，今天的某些瓦格纳48们也会把福格特送上断头台。
战斗是不可能的，优势在他们一边。面对这一小群学者、自然科学家、医生、两三个思想家和诗人的是整个世界：从庇护九世和他的《圣母无原罪成胎谕》49，到马志尼的“共和制上帝”50；从莫斯科的正教斯拉夫主义政客，到拉多维茨中将51————他临死时还念念不忘交代生理学教授瓦格纳：灵魂是不灭的，必须保卫它，这是一件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写进遗嘱的事；从美国召唤亡灵的巫师，到英国骑在马上向列队的印第安人宣讲上帝教诲的上校传教士。自由人所能做的只是保持对真理的信念，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几代人身上……
……有人企图证明，这种精神错乱，这种宗教狂热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让人能平静地生活在别人旁边，必须使双方失去理智，吓唬他们，而这种疯狂是唯一的手段，依靠它才能创造历史，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幅法国漫画，那是针对傅立叶主义者和他们的热烈追求的，画上是一头驴子，驴背上缚着一根直立的木杆，杆子上挂着一束干草，驴子看到干草，为了吃它就得朝前走，这样，干草当然也朝前移动了，驴子永远落在它的后面。这善良的牲口也许会永远这么走下去，但是难道它会永远受愚弄吗？
现在我得谈另一件事了：正当一个地方毫无理由地把我撵走时，另一个地方却热情地接待了我。
沙勒答应福格特为我的国籍问题帮忙，那就是物色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公社52，然后向联邦议会提出。取得瑞士国籍必须先找到一个乡村或城市同意接受新的公民，这个规定是完全符合每个州和每个城镇乡村实行自治的原则的。莫拉（墨顿）湖边的沙特尔乡答应了，只要向乡里缴纳一笔不多的钱，它就可以接纳我的家庭作它的农村居民。这个乡离墨顿湖不远，勇敢者查理53便是在这里被击败身死，后来奥地利（接着又有彼得堡）书报审查机关就利用他的不幸身亡，在罗西尼的歌剧中用他的名字代替了威廉·退尔的名字。54
事件提交给联邦议会，两个耶稣会议员表示反对我，但没有办法阻挠。其中一人说，应该先查明我为何被流放，是什么激起了尼古拉的愤怒。有人回答道：“这件事本身已说明了一切！”结果哄堂大笑。另一个为了谨慎起见，装出客气的样子，要求增加保证金，免得万一我去世，我的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费用落在穷苦的乡民们身上。沙勒的回答满足了这位耶稣的门徒的要求。我的公民权获得了极大多数的通过，于是我从俄国的七等文官一变而成了墨顿湖畔沙特尔乡的赋税农民，弗里堡州文书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该人原籍为莫拉附近之沙特尔乡。”
其实改变国籍并不影响在本国的升迁，眼前我就有两个光辉的例子：路易·波拿巴作过图尔高维亚的公民55，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是达姆施塔特的市民56，可是在他们取得这些公民权之后，依然当上了本国的皇帝。当然，我的前程不会这么远大。
我得到消息，知道居留权获得批准以后，少不得要去一次与新同乡见见面，表示感谢。何况正是在这时我迫切希望独自清静一下，以便对自己进行反省，一方面回顾过去，一方面展望笼罩在迷雾中的未来，因此我很欢迎这个外在的推动力。
在我离开尼斯的前夕，当地公安局长约我前去，向我宣布了内务大臣的命令：立即离开撒丁王国的领土。这个奇怪的措施出自一向态度随和、办事圆滑的撒丁政府，使我大惑不解，超过了1850年巴黎对我的逐客令。而且这事来得无缘无故，莫名其妙。
据说，这是多亏了两三个住在尼斯的俄国大忠臣的关心才发生的，我愿意指出，其中一个是司法大臣帕宁。他不能容忍一个弄得皇上非常生气的人不仅安然无恙地活着，还与他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而且明明知道皇上不喜欢他的文章，他仍照写不误。据说，司法大臣到了都灵，向阿泽利奥大臣57提出，要求为了他们的友谊驱逐我。阿泽利奥大概还记得，我关在克鲁季茨兵营时，为了学习意大利语，拜读过他的《巴莱塔的骑士比武》（一部“既非古典的、也非旧式的”58小说，尽管同样枯燥无味），因此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他之不肯马上驱逐我，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在达成这种友好的谅解以前，俄国先得派出大使，可是当时尼古拉还在为查理·阿尔贝特的叛逆思想生气呢。59
然而一旦需要，尼斯的行政长官和都灵的大臣们便会利用对我的诬蔑。在我被驱逐前几天，尼斯爆发了“人民骚乱”————船夫和小店主在银行家阿维陀尔花言巧语的煽动下，提出了抗议，反对压制这个自由港，态度相当强硬，他们宣称尼斯公国是独立的，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整个王国普遍实行的低关税政策削弱了尼斯的特殊利益，没有尊重“尼斯公国的独立地位”和“记载在历史文件上”的权利。60
阿维陀尔，这位帕隆河（一条流经尼斯的干涸的小河）边的奥康内尔61被捕入狱，尼斯街头夜里还出现了巡逻队，人民也出动了，双方唱着歌，但唱的是同样的歌————这就是一切。对于这件关税和税率的兄弟阋墙之争，无论我或其他外国人都不会介入，这还用说吗？然而行政长官却声称流亡者中某些人煽动了这次事件，其中一人便是我。政府为了表示根除祸乱的决心，命令我和其他一些人立即离境。
我去见行政长官（一个耶稣会教徒），向他指出，对一个本来即将离境的人勒令出境完全是多此一举，何况我口袋中还揣着经过签证的护照，因此问他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向我声明，他也像我一样感到奇怪，这是内务大臣采取的措施，事前甚至没有与他联系过。他的态度这么客气，使我不能丝毫怀疑，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我把我与他的谈话写信告知了反对派的著名代表洛伦佐·瓦列利奥62，便到巴黎去了。
瓦列利奥在向政府提出的质问中猛烈攻击了那位大臣，要求对我被逐一事作出答复。大臣怕事，避免涉及俄国外交上的任何影响，把一切都推在尼斯行政长官的告发上，最后温和地表示，如果内务部在这件事上操之过急，不够谨慎，那么它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
反对派鼓了掌。因此事实上驱逐令已被取消，然而尽管我写了信给内务大臣，他却不予答复。我在报上读到了瓦列利奥的发言和对它的回答，因此从弗里堡回来时，我干脆顺路前往都灵。为了免得签证发生问题，我没有办签证；在皮埃蒙特和瑞士的边境上，检查护照不像法国宪兵那么穷凶极恶。到了都灵，我便找内务大臣，他派他的助手接见了我，那是主管高级警政的蓬斯·德·拉·马蒂诺伯爵，当地一个著名的人物，聪明而又狡猾，天主教党的忠实信徒。
他的接待使我惊讶。他对我讲了我想对他讲的一切：有些像我和杜贝尔特的一次会见，只是蓬斯伯爵比他高明一些。
他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带些病态，身材瘦瘦的，外表叫人讨厌，一脸凶相，显得诡计多端，有些像教士，生着粗硬的灰白头发。我刚想说明我要面见大臣的原由，才讲了十来个字，他便打断了我的话：
“好啦，这有什么疑问呢……您前往尼斯，前往热那亚，留在这儿，都悉听尊便，只要您不致怀恨在心，我们就满意了……这一切都是尼斯行政长官搞的……您瞧，我们还是小学生，不习惯法制和宪法程序。如果您做的事触犯了法律，那么这儿有法庭，这样，您就不会抱怨我们不公正了，是吗？”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可是他们采取的措施却令人不快……闹得满城风雨，其实毫无必要！”
说过这一席自己反驳自己的话以后，他立即拿起一张印有内务部字样的公文纸，写道：“兹特允准亚·赫先生返回尼斯，在该地需要停留多久，即停留多久。内务大臣，由S.马蒂诺代为签发，1851年7月12日。”
“这是以防万一，您可以相信，有了这张纸就什么也不致发生了。我很高兴，我们总算跟您了结了这桩公案。”
由于这句话译成普通的语言便是：“您可以走了”，因此我马上离开了这位伯爵；我想象着尼斯那位行政长官见到我以后的尴尬脸色，心中不免好笑，然而上帝帮忙，这张脸我见不到了————他被调走了。
现在回头再谈弗里堡州的事。我在该州一位负责官员的陪同下坐上马车，像到过那里的每一个人一样，在听过著名的土炮声，驶过著名的大桥以后，便朝着沙特尔乡进发了。到了墨顿镇，警察所长，一个精力充沛、思想激进的人，要求我们在他那儿稍等一会儿，他说乡长希望他在我们路过时先行通知他，如果我出其不意地到达乡里，而大家还在田间干活，那么他和其他家长会很不高兴。这样，我们在莫拉或墨顿闲荡了一两个小时，才跟警察所长一起前往。
几个年长的农民在乡长家门口迎接我们，站在大伙前面的便是身材高大、相貌端庄的乡长，他满头白发，虽然背有些驼，仍显得身板结实。他走前一步，摘下帽子，向我伸出了强壮的大手，称我“亲爱的老乡”，然后用瑞士德语发表了一篇欢迎辞。这种方言我一句也不懂，但大致可以猜到他对我说的是什么，同时我考虑，如果我隐瞒我听不懂他的话，他也会隐瞒他听不懂我的话，因此我大胆作了答词：
“亲爱的乡长公民和亲爱的沙特尔老乡们！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公社给我和我的孩子们提供了庇护，使我可以结束我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活。亲爱的公民们，我不是为了寻找另一个祖国才离开自己的祖国的，我全心全意爱俄罗斯民族，我离开俄国是因为我在它的压迫面前不能保持沉默，不能无动于衷；我是在流放之后离开它的，我经历了尼古拉疯狂的专制统治的迫害。它的手在一切有国王和地主的地方跟踪着我，然而它不够长，在你们的公社里，它伸不到我的身边！在你们这里，在你们的庇护下，我得到了安全，找到了避风港，可以永远平静地生活下去。沙特尔的公民们，是你们接纳了我，让我走进了你们中间，尽管你们人数不多，你们却制止了那位有着千百万军队作后盾的俄国皇帝伸向我的手。你们比他更强大！你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们保持着自由的、世代相传的共和制度！我为参加你们的联邦感到自豪！海尔维第共和国万岁！”
“欢迎新的公民！……祝新公民长命百岁！……”老人们应和道，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自己也有些激动！
乡长邀请我们进他屋里。
我们进屋后，在一张长方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下，桌上放着面包和乳酪。两个农民把一只非常大的瓶子抬进屋里，它比我们老式家庭中盛了甜酒和浸剂，放在火炕角上整整几个冬季，让它们在那里发酵的传统瓶子更大，瓶子装在籐筐里，瓶内是白色的酒。乡长对我们说，这是当地酿制的，但年代很久了，这一瓶他记得已有三十年，这种酒只在非常重大的场合才喝。所有的农民与我们一起在桌边团团坐下，只有两个人在大酒瓶旁边忙碌。他们先把酒倒进大杯子，然后乡长从大杯子中把酒斟进酒杯，每个农民一杯，他给我的是一只漂亮的高脚水晶玻璃杯，同时对州里那位官员和警察所长说：
“这一次得请你们原谅了，这只尊贵的酒杯今天得给我们的新居民了，你们与我们是自己人呢。”
乡长朝酒杯斟酒时，我发现在场有一个人穿得不完全像农民，似乎很不平静，他不时拭汗，脸红红的————他身体不大舒服。当乡长举杯为我祝酒时，那人突然鼓足勇气一跃而起，对着我开始讲话了。
“这是本乡学校的教师公民。”乡长带着郑重的脸色，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站了起来。
教师讲的不是瑞士方言，是德语，也不是普通的德语，而是故意在模仿一些著名演说家和文学家的语言，他提到了威廉·退尔，提到了勇敢者查理（奥地利和亚历山大的戏剧审查官对此将怎么办，难道改成勇敢者威廉和查理·退尔不成？），同时没有忘记应用那个并不新鲜、但富于表现力的譬喻：把奴役比作镀金的鸟笼，总有一天鸟会冲出囚笼；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被他挖苦得够呛：他把他与罗马历史上最邪恶的皇帝们相提并论。我听了也几乎想打断他，对他说：“不要侮辱那些已死的人！”但是仿佛我已预见到尼古拉即将进入这些人的行列，因此没有作声。
农民们伸长了晒黑的、布满皱纹的脖子，把手像帽檐似的搭在耳朵上，用心听着。那位官员几乎在打瞌睡，为了掩饰这一点，他第一个对演说者鼓了掌。
这时乡长坐在那儿没有闲着，热心地给大家斟酒，像干惯了典礼官角色的人那样不停地举杯祝酒：
“为瑞士联邦干杯！为弗里堡和它的激进派政府干杯！为沙勒州长干杯！”
“为我亲爱的沙特尔乡乡民们干杯！”我提议道，终于发觉，这酒尽管甜滋滋的，酒力还是不小。大家起立了……乡长说道：
“不，不，亲爱的老乡，满杯，像我们为您祝酒一样，把杯子斟满！”老人们变得话多了，酒发挥了作用……
“把您的孩子送来。”一个人说。
“对，对，”另一些人附和道，“让他们来看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都是纯朴的人，不会教坏孩子，再说，我们也想看看他们。”
“一定来，一定来。”我回答。
这时乡长已开始道歉，说他招待不周，这都得怪那位官员，他应该早一两天通知他们，那么一切都会不同了，他们可以举办音乐会，主要是可以迎接我，向我鸣枪致敬。我差点想按照路易-菲力普的观念对他说：“算啦……这算得什么？不过是沙特尔乡多了一个农民而已！”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分手了。我有些奇怪，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一个老太婆或者小姑娘，而且没有一个年轻人。不过这是在劳动时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对他们说来是稀有的节日，他们没有邀请一个牧师。
我认为这是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牧师势必把一切搞糟，他的愚蠢说教会大煞风景，他那道貌岸然的外表会像酒杯里的一只苍蝇，使你不把它弄走就不能安心喝酒。
最后，我们重又坐进了那位官员的那辆几乎没有车顶的小马车，把警察所长顺路送到了莫拉镇，便朝弗里堡市疾驰而去。天空布满了乌云，我困得直打瞌睡，头脑迷迷糊糊的。我尽量不让自己睡着，心想：“难道这是由于他们的酒？”我对自己的酒量感到不满……那位官员狡猾地笑笑，但后来他自己也打瞌睡了。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我盖上外套便睡了……后来冰冷的雨点惊醒了我……大雨倾盆，乌云仿佛在山顶上打出了火花。官员已站在过道上，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跟佐林格旅馆的老板谈天。
“怎么，”老板问我，“我们那些单纯的农民请您喝的酒跟法国酒不一样吧？”
“难道我们已经到了不成？”我问，像落汤鸡似的走下了马车。“这并不奇怪，”官员说，“奇怪的倒是您睡得连打雷也没听到，这么大的雷声已好久没有了。难道您真的什么也没听到？”
“没听到。”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普通的瑞士酒，你喝的时候根本不觉得它厉害，可是它经过多年的储藏，积累了巨大的力量，不习惯的人一喝便醉。官员故意不把这一点告诉我。再说，即使他讲了，我也不会拒绝农民们的好心款待和祝酒，更不会只沾一下嘴唇，弄得大家索然无味。我做得很对，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那就是一年后我从伯尔尼去日内瓦时，在一个驿站上又遇到莫拉镇的警察所长。
“您可知道，”他对我说，“我们的沙特尔人非常喜欢您呢？”
“不知道。”
“他们直到现在还怀着自豪的心情在讲，一位新老乡喝了他们的酒，睡得连打雷都没听到，从莫拉到弗里堡被雨淋成了落汤鸡也不知道呢。”
就这样，我成了瑞士联邦的自由公民，给沙特尔乡的酒灌得烂醉如泥！63
1 中世纪一种避邪的符号。
2 引自《法意书简》第十三信。
3 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4 1848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后，沙皇为扩大俄国在德国的势力，并防止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意图，积极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在俄军的强大压力下，革命的左翼领袖科苏特被迫出走，匈军统帅格尔盖伊宣布投降，出卖了匈牙利革命。
5 1848至1849年欧洲各国爆发革命后，普鲁士、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警察便召开了联合会议，策划采取统一行动，扑灭欧洲的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
6 1850年7月，根据马志尼的倡议，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以便把各国流亡者组织起来，促进民族和民主运动。但马志尼起草的纲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以致后来委员会内部矛盾重重。
7 根据后面赫尔岑给马志尼的复信的日期（1850年9月13日），这应该不是一年，只是几个月。
8 法律中保障人身自由的原则及各种规定，这里是指英国议会于1679年通过的《人身保护法》，它成为保障英国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法令。
9 欧洲委员会的机关报。
10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临时政府”成立的日子。
11 欧洲委员会的宣言中提出了“上帝和人民”的口号，意即人民的意愿等于上帝的意旨，它便是在这名义下否定阶级斗争，保护私有财产，反对社会主义的。
12 路易·勃朗在流亡期间发行的一种法文报纸。
13 指尼古拉一世的沙皇办公厅第三厅。
14 奥尔洛夫是当时沙皇第三厅长官，涅谢利罗德是内政部大臣。
15 即杜贝尔特，他作为第三厅的办公厅主任，宪兵团的所有监狱都由他负责。
16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5年2月俄军在叶夫帕托里亚附近的战役中大败。据说这使尼古拉一世忧愤成疾，得了肺炎，随即于这年3月去世。赫尔岑对尼古拉一世的死一直抱有幻想，认为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俄国的专制政治。
17 布鲁图是罗马最早的执政官。贝斯蒂亚也是古罗马较早的执政宫。“领事”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与“执政官”是同一词，因此这里才这么说。
18 古希腊的雄辩家。
19 勒佩（1712——1789），法国教士，曾改进手势字母教学，并于1770年在巴黎建立了聋哑学校。
20 即赫尔岑的次子尼古拉，科利亚是他的爱称。
21 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教士，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建人，死后被罗马教廷追谥为圣徒。
22 当时尼斯属于撒丁-皮埃蒙特王国。
23 尼斯的银行家。
24 苏黎世的银行家。
25 即瑞士联邦。1798年法国征服瑞士后，在今瑞士联邦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海尔维第共和国，由于内部派别林立，矛盾迭起，于1802年由拿破仑予以改组，建成了瑞士联邦，又经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
26 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成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被解散后，流亡至瑞士。他与赫尔岑关系密切。但马克思曾指责他后来成了拿破仑三世的密探。
27 沙勒（1817——1871），瑞士弗里堡州州长，后担任瑞士联邦议会副议长。
28 意为“道德同盟”，1807年6月在德国建立的一个政治组织，目的为反对拿破仑在德国的统治，曾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1809年被拿破仑下令解散。
29 德国学生组织，1815年在耶拿大学成立，1817至1818年展开过大规模的活动，1819年被政府取缔后，转入地下，后曾积极参加1848年的德国革命运动。
30 德国大学生协会的重要成员，他对科策布的行刺成为德国政府镇压大学生协会的导火线。
31 瓦特堡是德国历史上著名城堡，属萨克森公国。这里所说福伦家的人指奥古斯特·福伦，他是德国诗人及政论家，曾在瓦特堡领导示威运动。
32 德国在中世纪设立的一种职位，在皇帝年幼、临时外出或患病时代理国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曾推选五人代理摄政团，福格特是其中之一。
33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塔索（1544——1595）的叙事长诗。
34 卢梭的书信体小说。
35 歌德的长篇叙事诗。
36 这里的《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都是指莫扎特的歌剧。
37 克洛卜施托克（1728——1803），德国著名诗人，诗歌以宗教题材为主。
38 库德利赫（1823——1917），1848年维也纳革命的参加者。
39 引自但丁的《神曲·炼狱篇》第三十歌。
40 指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1848至1849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便在这里开会。
41 李比希（1803——1873），德国著名化学家，对化学作出过重大贡献。
42 福格特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属于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罗伯特·勃鲁姆为首的左翼，主张在德国成立联邦共和国，但并不十分彻底。
43 指腓特烈·威廉四世，曾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为德意志皇帝，但未接受，思想倾向保守。
44 约翰大公（1782——1859），奥地利皇族，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被选为德意志帝国摄政，曾表现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后转向反动。
45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949年5月被勒令迁移到斯图加特，一个月后即被当地军警解散。
46 一种小型胶质无脊椎动物，常见于南半球海洋中。
47 克洛斯男爵（1755——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后来罗伯斯比尔指责他为“非基督教化分子”，企图彻底摧毁宗教，因而被送上断头台。阿纳卡西斯是他的化名。
48 瓦格纳（1805——1864），德国生理学家，活力论和唯灵论者。
49 教皇庇护九世于1854年颁布《圣母无原罪成胎谕》。
50 指马志尼在欧洲委员会宣言中提出的“上帝与人民”的口号，根据这口号，他认为共和制是上帝的意旨。这与君权神授具有针锋相对的意义。
51 拉多维茨（1797——1853），普鲁士保守派政治家和将军，1850年曾担任普鲁士首相。
52 公社本是中世纪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社员之间必须互相保护和帮助。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公社的自治权便逐步缩小。
53 勇敢者查理（1433——1477），勃艮第公爵为建立勃艮第王国，脱离法国独立，屡次与法王路易十一作战，最后于征服瑞士各州后，在莫拉附近的战役中被路易打败身死。
54 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根据席勒的剧本创作的歌剧《威廉·退尔》在奥地利和俄国上演时，被改名为《勇敢者查理》，情节也作了适当变动，用诸侯争霸代替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
55 图尔高维亚在瑞士图尔高州，路易·波拿巴青年时代曾流亡瑞士，1832年在图尔高州取得了瑞士国籍。
56 达姆施塔特在德国黑森州，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前于1841年娶了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的女儿马利亚为妻，因而取得了该公国的公民权。
57 阿泽利奥（1798——1866），意大利政治家、作家和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都灵当时为撒丁王国都城。
58 借用普希金的长诗《努林伯爵》中的句子。
59 撒丁国王查理·阿尔贝特年轻时曾对意大利的烧炭党运动发生过兴趣。1821年又支持过皮埃蒙特的革命活动，登基后又于1848年首先颁布了宪法，并向奥地利宣战，表示了维护民族独立的意愿，因此取得了“开明君主”的声誉。这一切引起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于1849年与撒丁断绝了外交关系。
60 尼斯是个古城，中世纪时属于热那亚，后来由于不断的战争，它的归属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1814年才划归撒丁王国，1860年又划归法国。
61 奥康内尔（1775——1847），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演说家。这里是对阿维陀尔的讽刺，阿维陀尔不仅是银行家，也是皮埃蒙特议会的议员。
62 瓦列利奥（1810——1865），撒丁王国议会议员。
63 我不得不附带说一下，我修改这一页时正好也是在弗里堡，也住在那个佐林格旅馆中。旅馆老板还是那个相貌堂堂的老板，餐厅也还是1851年我与萨佐诺夫一起吃饭的餐厅，房间也还是一年后我写遗嘱，并委托卡尔·福格特做我的遗嘱执行人的那个房间；这一页使我想起了这么多的往事……十五年过去了！我的心中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恐怖……1866年10月14日。————作者注